国际研讨会带来的思想激荡渐渐沉淀，化为“古丽之家”日常肌理中更深层的养分。小院没有因外界的关注而变得浮躁，反而进入了一种更为内敛、专注的“深耕”期。这种深耕，不再是最初的生存挣扎，也不是后来的模式探索，而是基于更广阔视野和更清晰自我认知后的、主动选择的沉潜与厚积。
阿娜尔古丽进入了创作上的“闭关期”。新西兰之行和后续的文献阅读，像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艺术宇宙的窗。她不再仅仅满足于从买买提大叔的纹样密码本和喀什本土风物中汲取灵感，而是开始尝试一种更具当代性和哲学意味的创作方向。她的工作台上，出现了新的工具：除了刻刀和釉料，还有她从古城各处收集来的、带有岁月痕迹的“现成品”——一片风化的残破土陶片、一截布满虫蛀的木雕、甚至几块从废弃老屋墙上剥落的、色彩剥落的石膏碎块。
她将这些 现成品与新的陶土创作进行拼贴、并置、或镶嵌。她试图用这种语言，探讨“痕迹”、“记忆”、“消亡与新生”的命题。一件半成品中，她将一块带有清晰指纹印记的古代陶片嵌入新塑的、光滑的陶器表面，仿佛让远古匠人的呼吸与当下的创作直接对话。另一件作品，她用极薄的陶土覆盖在一段枯朽的胡杨木上，一同烧制，陶土在火焰中开裂、收缩，与木材的纹理紧紧咬合，形成一种奇异的共生体。这些实验充满了不确定性，烧制失败率很高，但阿娜尔古丽乐此不疲。对她而言，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淬炼和精神的修行。她常常对着一件烧制出意外效果的“残次品”沉思良久，眼中闪烁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光芒。这种探索，已经超越了实用器物的范畴，更接近观念艺术表达，标志着她的个人艺术语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她与麦卡锡教授的合作论文撰写也在同步进行。这迫使她将感性的创作体验上升为理性的学术表达。夜晚的工作室，常常是她一边对着烧窑记录本思索，一边在电脑上敲打论文草稿。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的“翻译”——如何将“火候的把握”、“手与泥的对话”这种极度依赖体验的知识，转化为严谨的学术语言？她与我、甚至通过邮件与麦卡锡教授进行了大量讨论。这种跨界思考，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创作，让她的作品在形式探索之外，更具思想的厚度和可阐释的空间。
周婉的“深耕”则体现在对“古丽之家”知识资产的系统化建设和社群的精细化运营上。她建立了一个详细的数字档案库，不仅包括作品图片、工艺记录，还开始系统地整理阿娜尔古丽的创作笔记、重要客户的反馈、甚至是一些失败的案例与分析。她为线上社群设计了更具引导性的主题活动，比如“一期一器”深度鉴赏，引导成员不仅看器物的美，更思考其背后的工艺、文化寓意和创作故事；她还发起了“手艺与生活”征文，鼓励学员分享手艺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这些举措，使得线上社群逐渐从一个松散的兴趣群体，向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学习氛围的“知识社群”演变。周婉还开始尝试制作一系列短小精悍的短视频，用更现代、更直观的方式，解读“古丽之家”的核心理念和技艺要点，在更广泛的社交平台上进行品牌传播的试水。
我的工作重心，则放在了“古丽之家”组织肌体的“强筋健骨”上。国际合作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要想可持续地承载未来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更稳健的组织架构和财务模型。我起草了详细的组织章程，明确了决策流程、财务管理规范和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即使未来规模扩大，核心价值也不被稀释。我开始研究社会企业的认证和相关的扶持政策，探索“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模式。同时，我也更加注重与帕米尔传习点、以及
以及国内其他几个开始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小型手工艺工坊的协同，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松散的、基于共同理念的“手艺联盟”，在资源、信息、市场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共享与
与互助。
就在我们各自在专业领域深耕的同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馈赠”悄然来临。一天，周婉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国际知名纪录片节的中国区选片人。对方在电话里表示，他们关注到“古丽之家”的故事，特别是其融合传统与当代、扎根社区又面向世界的独特实践，认为其极具纪录片价值。他们正在筹备一部关于全球范围内“新匠人”如何重塑传统文化未来的系列纪录片，希望将“古丽之家”作为中国部分的重要案例进行跟踪拍摄，制作一集约50分钟的片子，并参与国际评奖和展映。
这个消息让我们一时有些难以置信。这不同于之前的媒体报道或学术关注，纪录片意味着更长时间的深度介入、更全面的生活记录和更国际化的传播平台。这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意味着需要极大的坦诚和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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