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那一下，我压根没掏出来看。副司长刚问完本地供应商名单，我正准备答话，眼角余光扫到折扇男旁边那位“顾问”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戒——稻穗纹的，跟某次内部培训会上放的幻灯片里一张模糊照片上的一模一样。我没多想，只把U盘在裤兜里捏了捏，确认还在。
会议结束得干脆。副司长说“进来谈谈”，谈完也没多留，起身就走，连个眼神都没给折扇男。我跟出去时，那人已经站在门口抽烟，烟头烧得通红，像憋着一股火。我没搭理他，径直上了车。
车子启动前，我打开加密端口，调出刚才团队传来的简报：折扇男三年前在印尼项目上承诺百分百本地化就业，实际用工不足三成，被劳工组织起诉，赔了两百万美元和解。这数字我记下了，但没动声色。真正让我盯上的，是那份报告末尾附的一条冷门信息——当年负责该项目环评的技术顾问，名叫哈桑·努尔，曾是该国地质调查局首席矿产专家，二十年前主持编制过红土镍矿开发指导纲要，后来因反对外资过度开采被边缘化，从此销声匿迹。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十秒，然后回拨电话给助理：“查哈桑·努尔最后公开露面的地点，调他二十年前所有署名文件，重点找一份关于‘深层开采风险阈值’的技术备忘录。”
助理愣了一下：“您怀疑……”
“不是怀疑。”我说，“是确认。那种人不会乱说话，他说过的话，现在还能用。”
四小时后，线索落地。哈桑·努尔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在五年前，出席一个地方农业合作社的灌溉系统验收会，地点在东部山区一个叫巴朗卡的小镇。卫星图显示那儿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最近的信号塔距离十二公里。我让司机准备越野车，自己收拾了个双肩包，只带了一台无联网的纸质扫描仪、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页打印出来的匿名简报。
出发前夜，我把那页纸又看了一遍。上面只有三行数据：印尼项目承诺本地用工率100%，实际32.6%；诉讼赔偿金额200万美元；结业学员留存率62%。最底下一行小字：“他们许诺的本地化，和您当年提交的可行性报告，差了整整三十七个百分点。”
我没署名，也没留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早，车开进山道。路面坑洼得像被炮轰过，雨季刚过，泥浆溅得挡风玻璃上全是。司机骂了几句土话，我让他停在离镇子两公里外的废弃加油站，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巴朗卡镇比想象中还破。几排低矮的铁皮屋歪斜着，孩子光脚在泥地里追鸡，老人坐在门前啃椰子。我按地址找到那栋两层木楼，外墙刷的蓝漆剥落大半，门框上挂着一串干辣椒和一把锈刀。
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没人应门。把那页纸折成小方块，从门缝塞进去，转身就走。
回到车上，司机问：“就这么完了？”
“不。”我说，“他在看。”
果然，第二天清晨六点，门开了。一个老头站在门口，六十多岁，背有点驼，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衬衫，手里拿着那张纸。
我没带任何人，也没开车过来，步行上山，手里只提着那个双肩包。
他没让我进门，就在院子里的竹凳上坐下，把纸拍在桌上：“谁让你来的？”
“没人。”我说，“是我自己翻资料翻到的。”
“那你来干什么？揭旧伤疤？”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
“我想知道真相。”我说，“不是为了写报告，也不是为了上新闻。我就想知道，他们在哪些环节，骗了这片土地。”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冷笑：“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开始都说‘只为真相’，最后全是为了钱，为了项目，为了踩着别人往上爬。”
“那您说，怎么才算真？”我掏出扫描仪，放在桌上，“我不录音，不上网，不追踪位置。你要说，我就听；你不说，我转身就走。而且——”我撕下笔记本一页空白纸，写下手机号，揉成团扔进旁边的水缸，“我现在就把联系方式毁了。”
他眯起眼：“你不怕我报警？说你骚扰？”
“怕。”我说，“但我更怕明明能问到的事，却因为不敢敲门，最后变成一堆假数据。”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往屋里走。
我以为他要关门，结果他拎出一台老式投影仪，摆在桌上，插上电源。
“1998年，我带队做红土镍矿普查。”他按下开关，墙上出现一张泛黄的地图，“我们划出安全开采区，建议年产量不超过八万吨。第二年，日本公司进来，说要用新技术，效率提升三倍。政府信了，批了十五万吨许可。”
投影切换，一张环评报告显示“生态影响可控”。
“但他们实际采了多少？”他声音沉下去，“二十三万吨。三年下来，等于把五年的量一年挖完。地下水位下降四米，下游三个村子井水变咸，稻田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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