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尽管已是二月，北京城外的土地依旧冻得硬邦邦的，只有背风的墙角才能看到几缕顽强的草芽。然而，一股不同于往年的暗流，却伴随着驿道上急促的马蹄声和官府新贴出的告示，在帝国僵硬的身躯里悄然涌动。
《劝农令》与附着的《甘薯疏》、《土芋录》，如同投入冰湖的石子，打破了表面的沉寂。朝廷明旨推广“海外嘉种”，宣称其“耐旱耐瘠，亩产数十石”，这消息本身，就足以在任何一个尚有活气的乡村市井引起轩然大波。
西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崇祯眉宇间的凝重。他面前摊开着第一批从各地反馈回来的奏报，厚厚一叠，内容却是冰火两重天。
顺天府、保定府等京畿地区的奏报还算“喜人”。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划出官田，召集乡老，由宫里派出的、在枯柳庄学过艺的小太监们现场示范。场面做得热闹，但种下去的种苗数量有限，更多是象征意义。奏报里充斥着“万民感戴”、“祥瑞临世”的套话，崇祯只扫了一眼便放到一旁。他知道，在这些相对富庶、控制力强的地方，新作物的推广更多是一种政治任务，真正的考验，在别处。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几份来自陕西、河南、山西的奏报上。字迹潦草，纸张粗糙，带着边地的风沙与沉重。
陕北，延安府，安塞县外。
这里刚经历过一场小规模的清剿，官军击溃了一股百十来人的流寇，留下的是焚毁的窝棚和几具无人收殓的尸体。土地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风貌，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大片土地因连年干旱而抛荒。
知县周文斗，一个年近四十、面容黝黑憔悴的七品官，正带着几个面有菜色的衙役，在一片相对背风的坡地上忙碌。他们没有搭棚子，也没有高声吆喝，只是沉默地将带来的几筐红薯母和土豆种薯，以及一叠手抄的《甘薯疏》节选，放在一块相对平整的大石头上。
没有围观的“万民”，只有远处残破村落里，一些躲在断墙后、目光警惕而麻木的窥视。
周文斗清了清干得发痛的嗓子，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乡亲们，都出来吧！朝廷……朝廷发新粮种了！叫红薯、土芋！耐旱，不挑地，产量高！领了种苗，按这册子上的法子种，开出来的荒地，第一年……免赋！”
最后两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他知道，对于这些被苛捐杂税逼到绝境的百姓，“免税”远比任何“祥瑞”之说更有吸引力。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寒风刮过沟壑的呜咽声。
过了许久，一个拄着木棍、衣衫褴褛的老农，颤巍巍地从一堵矮墙后挪了出来。他脸上布满沟壑，眼神浑浊，死死盯着石头上的那些“怪模怪样”的块茎。
“周……周老爷……”老农的声音嘶哑得像破锣，“这……这东西，真能活人？真……真免税？”
周文斗拿起一个红薯，走到老农面前，塞到他手里：“李老栓，我周文斗在这安塞五年了，可曾骗过你们？这是皇上的旨意！你看这册子上画的，就这么种！只要种活了，明年这时候，你们李家沟，就能闻到薯香味！”
李老栓枯瘦的手指摩挲着冰凉的红薯，那紫红色的外皮，在他眼中仿佛带着一丝不真切的微光。他想起饿死的老伴，想起被抓去当兵再无音信的儿子，想起去年冻饿而死的孙子……活下去，像野草一样活下去的念头，最终压倒了所有的怀疑。
他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朝着北京的方向，重重磕了一个头，然后紧紧将那个红薯搂在怀里，像是搂住了唯一的希望。
“我……我领！我种！”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面黄肌瘦、眼神绝望的百姓从藏身处走出来，沉默地围拢到石头边，伸出他们黝黑、干裂的手。没有争抢，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小心翼翼。他们不认得字，就围着认得几个字的衙役，听他结结巴巴地念册子上的图画说明。每一句关于“如何育苗”、“如何扦插”、“如何培土”的话，都被他们牢牢刻在脑子里。
周文斗看着这一幕，鼻头有些发酸。他知道，这点种苗对于庞大的饥民群体来说，杯水车薪。他也知道，推广过程绝不会顺利，天时、技术、乃至可能的虫害病害，都可能是灭顶之灾。但至少，这是一线生机。他低声对身旁的主簿吩咐：“记下领种人的名字，划出这片坡地给他们。派人看着点，别让……别让流寇或者附近的卫所兵来祸害了。”
商洛山，闯营。
李自成看着摆在粗糙木桌上的几颗发芽土豆和一本抢来的、沾着血渍的《甘薯疏》，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营帐里，刘宗敏、田见秀等几个核心头领围坐一旁，神色各异。
“大哥，官府的鬼话也能信？”刘宗敏嗓门洪亮，满脸不屑，“我看这就是狗皇帝没招了，弄点稀奇玩意儿糊弄人！真有那么好的东西，他们自己不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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