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内，龙涎香的气息似乎也驱不散连日来积压的凝重。武则天揉了揉眉心，将一份关于江南漕运延误、导致神都米价再次微动的奏报搁在一边，目光投向端坐下首的狄仁杰。
“怀英，”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也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山东之事，依卿之策，已见成效。腐儒之嚣稍戢，然这市井经济，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前番粮盐齐涨之风虽暂压下去，然根基未动，隐患犹存。朕近日观各方奏报，商贾之力，盘根错节，既能顷刻间搅动风云，亦可为国之血脉，输运资财。对此辈，我武周当持何策？总不能一味效仿汉高，‘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农抑商，然则如今之天下，早非昔日可比。”
狄仁杰深知此问关系国本，他微微前倾身子，沉吟片刻，方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如故：“圣人明鉴。商贾之事，自古便是双刃之剑。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齐桓得以称霸；然桑弘羊均输平准，虽增国用，亦招致物议沸腾，谓其与民争利。我朝立国，承袭前制，于商贾，亦是既用且防。”
他首先梳理了当下的政策与现实困境：“依《户婚律》、《厩库律》，商贾位列士农工商之末，不得入仕为官，其车马、衣着皆有定规，以示贬抑。此乃‘重本抑末’之祖训，意在驱民归农，稳固国基。然则，时移世易。如今天下承平日久，物产流通，南北交汇，若无商贾为之周转，则淮南之稻米难济关中，蜀中之锦缎不至中原，海外之珍奇不入神都。此其一也。”
“其二，”狄仁杰目光微凝，“国家用度，日益浩繁。边防军饷，百官俸禄，宫室修缮，乃至治河赈灾，在在需钱。田赋所入，时有不足。盐铁专卖、茶酒征榷，乃至市舶之利，皆需借商贾之力行之。前番粮盐风波，更可见巨商大贾，其力已能隐隐动摇市价，影响民生。若一味抑之，恐生祸乱；若放任自流，则利柄旁落，国将不国。”
武则天微微颔首，这些情况她何尝不知。“卿之所言，切中要害。然则，当如何措置，方能既取其利，又防其害？朕总不能学那汉武帝，设均输平准，尽笼天下之货于官府，此法虽能一时聚财，然官吏从中渔利，盘剥百姓，最终仍是民受其害，怨归于上。”
“圣人圣明。”狄仁杰接口道，“全然官营，易生弊端，且非当今时势所能完全推行。臣之愚见，当于‘抑’与‘放’之间，寻一‘导’与‘管’之道。”
“哦？何为‘导’？何为‘管’？”武则天来了兴趣。
“所谓‘导’，乃引导商贾之力，为国所用，化私利为公器。”狄仁杰条分缕析，“其一，可效仿前朝‘常平仓’旧制，但需革新。以往常平仓多由官府自营，效率低下，易生贪腐。今可试行‘官督商办’，遴选信誉良好、资本雄厚之大商贾，授予‘特许经营权’，令其负责在某些关键地区（如漕运节点、边关要镇）设立粮仓、货栈。朝廷定其储粮数量、平抑价格之责，并派员监督。商贾凭此可获稳定经营之利，朝廷则省去直接管理之烦，并能确保关键物资储备与调运。此乃以商贾之高效，补官府之不足。”
武则天沉吟道：“此议……颇有新意。然则，如何确保这些商贾不借此垄断，反抬高价？”
“此即为‘管’。”狄仁杰从容应对，“‘管’者，立法度，明赏罚，定规矩，使其行于轨道之内。臣以为，当立《市易法》，或于现有律法中增补条款。”
他详细阐述其构想：
“一，定‘市籍’与‘行会’之制。所有在州县固定经营之商贾，需登记‘市籍’，载明资本、经营类别、所在地。同类商贾需组成‘行会’，公推行首，负责协调价格、质量，并承担协助官府平抑物价、征收商税之责。行会内部可互相监督，若有违规，行首连坐。如此，可化散漫为有序，便于管理。”
“二，严惩‘囤积居奇’、‘参杂使假’。于《杂律》中明确定义此类行为及其量刑标准。尤其对关系国计民生之粮、盐、铁等物，一旦查实有巨商恶意囤积，操纵市价，当处以重罚，乃至抄没家产。前番那几家皇商，便可依此律严办，以儆效尤。”
“三，设‘市舶司’于广州、泉州等沿海重镇，专职管理海外贸易。以往海商往来，多赖地方官吏私下勾连，利归中饱。今当使其规范化，外商船舶入港，需至市舶司登记，抽解（征税）一部分货物，其余方可交易。同时，可鼓励本土商贾组建船队出海，由市舶司发给‘公凭’（许可证），既可增加国库收入，亦可扬威海外。对往来商旅，当提供馆驿、保护，以示朝廷怀柔远人之意。”
“四，尝试‘商税定额制’。以往商税征收，多由地方官吏随意摊派，商贾苦不堪言，亦易滋生腐败。可尝试在部分州县，根据其往年贸易额，核定一个合理的年商税总额，交由当地行会包干征收，按时上缴。若征收不足，由行会补足；若有盈余，则按比例留成，用于本地公益或奖励行会。此法或可减少中间盘剥，稳定商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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