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枢文会”的余波，并未随着观文殿的散去而平息，反倒如同投入池心的巨石，漾开的涟漪一圈圈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世道与人心。那层覆盖在思想界数百年的、名为“独尊儒术”的坚冰，被凿开了一道深刻的裂隙，冰下的活水开始汩汩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混乱。
神都洛阳的茶肆酒坊间，议论的话题悄然变了风向。以往，升斗小民对高深的经义之争敬而远之，最多听闻些“孔圣人”的模糊名号。如今，那文会上墨者质问“民贵君轻”，法家抨击“空谈误国”，乃至孔家田产盘剥的丑闻，经过说书人、走街货郎的口耳加工，化为了通俗易懂的故事在市井流传。
“嘿，听说了吗？那孔圣人的后代，家里田地多得望不到边，灾年时候还抬高价卖粮哩！”一个脚夫在茶摊边啐了一口，他对“华夷之辨”毫无兴趣，但对兼并土地、囤积居奇却有着切骨的痛恨。
“可不是，那些读书人吵来吵去，我看哪家说得在理，就看哪家对咱们老百姓好！光会掉书袋子，有甚用？”旁边一个老匠人附和道，他本能地觉得，那些强调“实利”、“尚贤”的学说，似乎比空谈“礼法”更贴近他们的生活。
甚至孩童们的游戏也多了新花样。除了传唱“凤栖梧桐”的童谣，偶尔也能听到稚嫩的争执：“我爹说，做人要像墨家钜子，讲义气，帮穷人！”“我先生教了，做事要讲规矩，像法家那样，谁坏了规矩就打谁板子！”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那一套，不再是他们认知中唯一正确的准则。
这种底层认知的松动，是缓慢却致命的。它意味着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其神圣性与唯一性开始在日常层面瓦解。百姓不再无条件地仰望某个学术权威，而是开始用自己的、朴素的利害观去衡量、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是模糊和感性的。思想的种子一旦播撒在更广阔的土壤中，便再难被轻易扼杀。
在文人阶层，“天枢文会”的效应更为直接和剧烈。以往被边缘化的墨、法、道、名，乃至农家、兵家等学说，仿佛一夜之间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其门徒、研究者腰杆挺直了许多。各地私学、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讲学内容不再局限于五经正义，而是兼容并蓄，甚至公然以“探究天枢文会未尽之义”为号召。
一位来自陇西的年轻士子，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写道：“……神都归来，如开茅塞！往日只知皓首穷经，以求闻达于孔门。今方知，天地之广，学问之博，非儒之一家可囊括。法家之严整，可补礼教之疏阔；墨家之兼爱，可济仁政之未及；乃至天文历算，亦乃经世之实学！吾辈读书，当为天下计，岂能固守一隅，自缚手脚？”
原先铁板一块的“士林清流”也出现了深刻裂痕。许多非孔家嫡系、或对孔家行事早有不满的儒生，开始公开批评曲阜一脉“曲解圣意”、“以道谋私”。他们与墨、法诸家的学者往来论辩，试图从儒学内部寻找革新之路，强调“通经致用”，反对“空疏迂阔”。一些大胆的学者甚至开始重新注释经典，融入其他学派的观点，形成了被称为“新儒”或“实学”的思潮。
而孔家及其最坚定的拥护者，则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他们试图反击，指责异端学说“惑乱人心”、“败坏纲常”，但这类空洞的道德指责，在对方列举出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更让他们难堪的是，文会上被抛出的那些家族劣迹，如同跗骨之蛆，被对手反复提及、放大，使其道德光环严重受损，号召力大不如前。以往一呼百应的局面，已然难现。
这股思想界的巨浪，很快便冲击到了帝国的选官核心——科举制度。狄仁杰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与武则天数次密议后，开始推动一场静悄悄的科举改革。
改革并未大张旗鼓地废除明经、进士等科，而是在考试内容与取士标准上做了极其巧妙的调整。在新的诏令中，强调“策论须关切时务，直指利弊”， “不以辞藻华丽、引经僻典为优，而以见解卓绝、方案切实者为上”。同时，在传统的经义考试之外，悄然增加了“时务策”、“算学”、“律学”等辅助科目的考核比重，虽不强制，但优异者可在最终评定时获得“酌量加分”。
这细微的改动，导向却极为明确。它迫使读书人不能再仅仅埋首于故纸堆，钻研章句训诂，而必须将目光投向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以往那种仅靠背诵儒家经典、精通诗赋便能平步青云的道路，开始变得狭窄。
经过此次的盛会后，一位负责贡举的礼部侍郎在一次阅卷后，私下对同僚感叹：“观今科士子之文，与往年大不相同。纵是论及《春秋》、《周礼》，亦多结合边患、漕运、吏治而言，罕有徒发空论者。更有甚者，竟引商君、韩非之言以证其说，虽略显稚嫩，然其敢于跳出窠臼，关注实务，实为可喜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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