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领受密旨后，行动迅如雷霆。不过旬日，一道震动天下的诏书便从紫宸殿发出——为彰显大周海纳百川之气度，追慕先秦诸子百家之遗风，特于神都洛阳举办“天枢文会”，广邀天下饱学之士，不论学派门第，皆可登坛论道，共商经世济民之学。诏书中特意强调，“凡有真知灼见，能裨益国政、启迪民智者，朝廷不吝封赏，或延入弘文馆，或授以实职。”
此诏一出，天下哗然。尤其是“不论学派门第”几字，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数百年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虽几经演变，但其官方正统地位从未被如此公开地、以朝廷名义进行挑战和稀释。这无疑是女帝对山东孔家及依附其的清流集团，最直接、最凌厉的反击。
“天枢文会”的会场设在昔日隋朝旧宫一处名为“观文殿”的广阔殿宇及殿前广场。是日，旌旗招展，甲士肃立，却又允许士子百姓在一定范围内围观，以示朝廷开放坦诚之意。狄仁杰亲自主持，朝中多位重臣列席，阵仗极大。
殿内，高坛已设，座次分明。来自天南地北的学者、隐士、甚至一些平日被斥为“异端”的学说传人济济一堂。他们中有皓首穷经的老儒，有神情激越的墨者，有言辞犀利的法家后学，亦有精于数算、天文的畴人，乃至一些探讨医道、农桑的实干家。而孔家代表，虽也在邀请之列，却被安排在与诸子平等的席位上，失去了往日理所当然的魁首地位，脸色已然不太好看。
狄仁杰立于主坛，声音洪亮：“今日文会，非为一家一言之地。陛下有旨，但请诸君畅所欲言，唯‘理’字是瞻。望我辈学人，能效先贤，辩难求真，共明大道！” 话音落下，象征着思想碰撞的帷幕正式拉开。
最初的辩论，尚在儒学内部展开。一位来自江南、素以考据精严着称的老儒陈子昂率先发难，他并未直接攻击孔家，而是就《春秋》微言大义中的“华夷之辨”与“王道”本质进行阐发：
“《春秋》之大义，在尊王攘夷，然其所尊之王，非徒具血统，乃行王道之君。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有论者，空谈华夷，严苛壁垒，却失却仁德教化之本，此非真儒，实为刻舟求剑之徒！若自身不修德政，反怪夷狄不服，岂非本末倒置？”
此言隐隐指向孔家及其依附者将儒学教条化、狭隘化，失去了其原本包容与进取的精神。孔家代表、当代家主之侄孔颖达闻言，面沉如水，起身反驳，强调礼法秩序乃国之根基，不可轻废。
就在这时，一位此前藉藉无名的中年士子（实为观星阁暗中扶持的清流之一）站起身来，向四方行礼后，朗声道：“陈公所言极是。晚生近日偶读《论语》，于‘君子和而不同’一句感悟颇深。孔子与弟子问答，何曾强求一律？颜回之仁，子路之勇，子贡之智，各有不同，孔子皆许之。何以今日，有人竟欲以一家之注解，定天下学问之是非？此非‘和而不同’，实为‘同而不和’，去圣人之道远矣！”
他话语平和，却引经据典，直指孔家试图垄断经典解释权、排斥异己的行为本身就已违背了孔子精神。场中不少非孔家嫡系的儒生暗暗点头。
儒门内部的争论尚未平息，早已按捺不住的其他学派终于找到了发声的契机。
一位身着粗布麻衣、面色黝黑的墨者钜子传人踏上高坛，声若洪钟：“儒家言必称尧舜，礼乐教化，固然有其道理。然钜子有言：‘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今观之，有些高门大族，借经义为阶梯，世代簪缨，垄断清议，视学问为晋身之私器，可曾记得‘民为贵’之训？可曾见曲阜之外，仍有饥民冻骨？吾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所求者，乃天下实利，非空谈虚礼！”
他虽未直接点名孔家，但“高门大族”、“垄断清议”等词，如同利箭，射向的目标不言而喻。
紧接着，一位法家学者昂然而出，言辞更为犀利：“儒者以礼束民，以德化民，其心可嘉。然，当今之世，内有蠹虫啃噬国本，外有强敌环伺，空谈仁义道德，可能退突厥之兵？可能查边关之蠹？可能平粮盐之价？商君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治国之道，在于律法严明，赏罚分明，使奸邪无所遁形，贤能得以尽展其才！若只知抱守残缺，以古非今，遇事则曰‘古制如此’，此与胶柱鼓瑟何异？若孔圣生于今世，见礼法沦为某些人营私之工具，不知当作何感想！”
这番言论，将儒学的局限性置于现实困境面前，更隐隐将孔家与“营私”联系起来，引得场下议论纷纷。
辩论至此，已呈白热化。孔颖达等人虽竭力辩驳，引经据典，但在墨家、法家乃至儒家内部非主流派别的联合诘问下，渐渐显得左支右绌，其言论愈发显得空洞和脱离实际。
就在此时，又一位看似游学四方、风尘仆仆的寒门士子（亦是观星阁安排）起身，他并未参与理论之争，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卷看似普通的账目抄录和几份地契副本的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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