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院子里的尘埃在光束中飞舞，像一群金色的精灵。我发完那条充满仪式感的视频，将手机揣回兜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干劲。那张写满计划的废纸，仿佛在我口袋里发烫，催促着我立刻行动。
扫完地，买买提大叔已经开始了他日复一日的工作——摔打陶泥。那“砰砰”的沉闷声响，此刻在我听来，不再是单调的重复，而是一首沉稳有力的进行曲前奏。我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只是旁观，而是挽起袖子走了过去。
“大叔，”我指了指那一大块陶泥，又指了指自己，做出一个帮忙用力的姿势，“我，来试试？”
买买提大叔停下动作，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他往旁边让了让，示意我上手。我学着他的样子，双手抱住一大块湿滑冰凉的陶泥，用力捧起，然后狠狠摔在厚重的木板上！
“啪！”一声闷响，泥点溅了我一脸。手臂被震得发麻，陶泥却似乎没什么太大变化。
大叔笑了起来，发出嗬嗬的声音。他摇摇头，给我做示范。不是用蛮力，而是要用一种巧劲，利用陶泥下落的重力和腰部的力量。他摔下去的动作，看起来举重若轻，但发出的声音却更加沉实。
我屏息凝神，又试了几次。渐渐地，我似乎摸到了一点门道。摔打，不仅仅是为了让陶泥均匀，更像是一种驯服，一种交流。汗水很快浸湿了我的后背，额头也冒出了汗珠，但我却感到一种异常的畅快。这种纯粹的体力付出，让脑子里的纷杂念头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身体与泥土最直接的对抗与磨合。
摔打好的陶泥需要“醒”一段时间。利用这个间隙，我决定开始实施我计划中的第一步：沟通与展示。
最大的障碍是语言。我不能总是依靠手势和猜谜。我拿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幸好现在的翻译软件功能强大，支持维汉互译，甚至还有语音输入。
我走到买买提大叔面前，打开软件，用普通话对着手机说：“大叔，我想给您拍一些制作陶器的详细照片和视频，放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可以吗？”
手机里立刻传出略微生硬、但意思清晰的维吾尔语翻译。
大叔听着，脸上先是惊讶，然后变成了然。他点点头，用维语回答了一句。
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汉字：“可以，孩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成功了！虽然借助工具显得笨拙，但这无疑是革命性的一步！沟通的壁垒，被科技凿开了一道缝隙。
整个上午，我都举着手机，化身为一个专注的“摄影师”。我不再满足于记录流程，开始追求角度、光线和细节。
我拍大叔和泥时手臂肌肉的线条，拍他脚蹬转盘时专注的侧脸特写，拍刻刀在湿润陶坯上划过时带起的细微泥屑，拍他调釉时那种像老中医配药般的严谨，拍上好釉的陶坯在阳光下折射出的温润光泽……
我甚至还尝试拍摄了一些“场景化”的内容。比如，把一个大陶罐放在院子的矮墙上，背后是喀什古城特有的土黄色建筑和蓝天；把一个陶碗装上清水，放在工作台边，旁边是大叔喝了一半的茶碗。我想传递的，不仅是器物之美，更是这种器物与生活、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
拍完照，我又开始拍摄视频。这次，我鼓足勇气，尝试加入了解说。我站在镜头外，用尽量平静、清晰的语调，讲述买买提大叔制作陶器的某个步骤，比如拉坯的关键，或者某种特殊纹路的象征意义。虽然说得磕磕巴巴，有时还会忘词，但我强了迫自己说下去。我知道，我必须跨出这一步，成为连接大叔的手艺与外部世界的那个“桥梁”。
中午，邻居大妈照例送来饭菜。今天是她自己做的手抓饭，香气扑鼻。趁着吃饭的工夫，我再次拿出手机和翻译软件。
“大叔，”我斟酌着词句，“昨天，那两位客人，付了五十块钱。”我拿出那三张十元纸币，放在炕桌上。“我觉得，您做的陶器，价值远远不止这个价。”
大叔看着钱，又看看我，安静地吃着抓饭，示意我说下去。
我深吸一口气，点开手机里提前搜索好的页面，那是一些国内知名陶艺家或者非遗传承人作品的售价，从几百到几千上万不等。我把手机屏幕展示给大叔看。
“您看，别人的手艺，可以卖到这个价格。您的手艺，不比任何人差。”我的语气带着一丝激动，“我们以后，不能再卖那么便宜了。要对得起您花下去的心血和时间。”
买买提大叔看着屏幕上那些标价，昏花的老眼里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他放下筷子，拿起我的手机，凑得很近，仔细地看着，手指甚至无意识地在那惊人的数字上摩挲着。他做了一辈子陶器，可能从未想过，自己摆弄的这些泥巴玩意儿，在别人那里能标上如此“天文数字”。
他看了很久，才缓缓放下手机，抬头看着我，眼神极其复杂。有困惑，有震惊，似乎还有一丝……被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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