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隐藏信号包”的破译工作，成为了特别探索部的绝对优先事项。这个通过“元信息符号”索引出的、能量微弱且结构迥异的数据包，仿佛迷宫深处一个上了锁的秘匣，吸引着所有探索者的目光。
初步分析表明，这个数据包的编码方式与主信号流截然不同。它更紧凑，更……高效。何忘忧形容它“像是一种经过极度压缩的、甚至可能损失了部分冗余信息的机器码”，而主信号流则更像是“包含丰富语境和解释的自然语言或数学论述”。
赵青辰提出了一个假设：“那个‘数学证明’可能是展示给我们的‘原理图’或‘教科书’，而这个隐藏包，会不会是与之对应的‘工程蓝图’或‘具体应用实例’？一种……基于同样物理原理的‘技术实现方案’的抽象描述？”
这个猜想让所有人既兴奋又警惕。兴奋在于，他们可能触碰到了一直被外界猜测但始终未被证实的“技术启示”；警惕在于，解读和应用一个远超自身文明理解力的“技术”，其风险不言而喻。
破译工作异常艰难。隐藏数据包的内在逻辑极其晦涩，其“语法”规则甚至与主信号流也存在差异。陈锐的模拟团队尝试了多种信息解压缩和结构重建算法，都收效甚微。进展再次陷入胶着。
就在此时，之前那次“闭门视频研讨会”的回响，开始在国际层面显现效果。
埃莉诺·沃森博士利用其在国际科学院联盟的威望，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仅限于联盟核心理事参加的线上吹风会。她没有透露“数学证明”的具体内容，但她以自己毕生的学术声誉担保，确认创新中心所获得的信号“具有无可辩驳的智能与非随机特征，且其内含的数学结构之优美与深刻，指向了对宇宙基本规律的某种更基础的认知层次”。她强烈呼吁，国际科学界应以此为契机，推动建立一种“基于科学诚信与负责任创新原则、而非地缘政治猜忌”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肯尼斯·阿贝尔教授则更直接。他在回复某西方大国政府科技顾问的秘密咨询时，明确表示：“‘奥丁’公布的所谓信号，从数学角度看粗糙且充满人为修饰的痕迹，其可信度与创新中心所掌握的证据相比，判若云泥。将两者相提并论，是对科学的侮辱。” 这番毫不留情的评价，通过秘密渠道，直接影响到了该国内部对OFSI联盟和支持“奥丁”的政策的重新评估。
那位德国老科学家，则以其深厚的欧洲学界人脉，私下里向欧盟负责科技与创新的高级官员传递了类似信息，强调与创新中心合作、共同理解这一发现的巨大潜在价值，以及被排除在外的长期战略损失。
这些来自顶级科学权威的、谨慎但立场鲜明的“私下游说”，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几颗石子，虽未掀起公开波澜，却在全球科技政策的高层圈子里引发了深层的思考与转向。一些原本倾向于支持OFSI“开放框架”（实则为监管框架）的国家，态度开始变得暧昧和犹豫。
周勉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意识到，沃森等人的背书，正在一点点瓦解他精心构建的舆论和外交阵线。纯粹的谎言和混淆视听，在绝对的、被顶级专家认可的“硬证据”面前，开始显得苍白无力。
“他们正在用‘真理’为武器……”周勉在苏黎世的办公室里，对着虚拟会议室中“奥丁”和OFSI的核心成员，声音冰冷，“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既然他们有可能拿出我们无法辩驳的证据，那么，在他们完全准备好之前，我们必须制造一场让他们无法轻易收拾的‘危机’，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甚至逼迫他们提前摊牌。”
他的目光扫过屏幕上的每一张脸：“启动‘回声’计划。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将召开的‘科学伦理与全球挑战’年度论坛。我们要在那里，上演一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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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勉策划新一轮行动的同时，特别探索部内，对隐藏数据包的破译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这一次的突破，并非来自数学或物理学的天才，而是源于陈锐团队一名刚加入不久的生物信息学专家——李敏。她原本被调来协助处理信号数据中的复杂模式识别问题。
在旁听了几次关于隐藏数据包结构的讨论后，李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联想：这种高度压缩、上下文依赖性强、且似乎存在多种解读可能性的信息结构，与她之前研究的某些 “表观遗传编码” 以及 “非编码RNA调控网络”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生物学系统，特别是基因组调控网络，正是一种极其高效、紧凑且充满语境依赖性的信息处理系统。一个DNA序列或RNA分子在不同细胞类型、不同发育阶段，可以执行完全不同的功能，其“语义”高度依赖于其所处的“语境”。
她将这一想法汇报给了陈锐和吴锋。起初，大家觉得这想法过于天马行空，信号来自物理边界之外，怎会与地球生物学的信息处理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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