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上午8点，专案组的会议桌被一摞摞旧卷宗压得吱呀作响。窗外的雪已经停了，阳光从高窗斜斜地打进来，照在积灰的档案柜上，却照不进那股潮湿的霉味。
“先把枪支这条线查死。”许文斌把搪瓷缸重重一放，“64式弹壳、1984-哈造，这就是钥匙。”
梁铎把一本封面褪色的《报废枪支处理记录》抽出来，翻到1984年10月那一页。钢笔字写得密密匝匝，最上面一行格外刺眼：“1984年10月15日，销毁报废64式手枪10支，经办人：江屿。”
“‘10支’的‘1’有重描。”程野的手指在纸面停住，“像是从‘9’改过来的。”
“叫江屿。”许文斌只说了三个字。
江屿进来的时候，衣领口还沾着一圈白霜。38岁，预审科民警，眼睛里有一层没睡醒的红。梁铎把记录本推到他面前：“你自己看。”
江屿低头看了一眼，嘴角抖了一下：“我记的是十支。当时就我一个人值班，领导催得紧，没人监督。清单后来补的，签名可能漏了。”
“你那天请假半天。”梁铎把当天的值班日志也推过去，“销毁时间写的是全天。”
江屿的手指攥紧了衣角，指节发白。“我记错了。”他挤出四个字。
“还有，”陆衡推门进来，把一份检测报告放到桌上，“这本记录纸的边缘有微量机油，成分和农具厂车间的机油一致。”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程野盯着江屿的右手食指——一道旧疤，两厘米长，像被什么锋利的工具划过。他想起了什么，却没有立刻开口。
“1985年，你因为弄丢沈砚案的笔录被记过。”程野换了个角度，“处分是郑钧签的？”
江屿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声音陡然拔高：“是！他就是公报私仇！当年沈砚案的补充笔录，我不肯签，我说证据不够，他就说我‘工作失误’，把我调去预审，还记了过！”
“先把情绪放下。”许文斌敲了敲桌面，“我只问一句：到底销毁了几支？”
江屿沉默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那四个字：“我记错了。”
下午两点，程野和梁铎踩着结了冰的土路，去了西磨坊。磨盘吱呀地转，风从破窗缝里钻进来，带着麦麸的细粉，呛得人直咳嗽。
磨坊主杜老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见警车停下，眼神一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杜大爷，问个事。”梁铎把烟递过去，“最近有人来买麦麸吗？”
“冬天没什么人磨麦，就几个老主顾。”杜老接过烟，却没点，夹在耳朵上。
程野把一张纸条的照片递过去，指着上面粘着的麦麸：“我们检测过，这个麦麸就是从你这儿出去的。”
杜老的手顿了一下，烟锅“当啷”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声音压得更低：“十天前……有个戴口罩的男人买了五斤，说喂鸡。给的是崭新的十元票子。”
“长什么样？”程野追问。
“高个儿，一米七五左右。手粗糙，全是老茧，像常年握工具的。说话沙哑，像感冒。”杜老抬眼看了他们一下，又迅速低下去，“没看见脸。”
梁铎的目光扫过屋里，停在墙角一把扫帚上。扫帚杆上缠着几根蓝色的纤维，像线头，在灰白的墙根下格外扎眼。
“那扫帚你的？”梁铎问。
“收废品的留下的，我没舍得扔。”杜老赶紧解释。
程野走过去，拿起扫帚。握痕很新，像是刚用不久。他用镊子轻轻取下几根纤维，装进证物袋：“杜大爷，这扫帚我们先拿去检测。”
“他往哪儿走了？”梁铎问。
杜老犹豫了一下，朝北面指了指：“农具厂那边。我当时还嘀咕，那厂子早倒闭了，荒得很。”
3月30日清晨，风更硬了。农具厂的铁门挂着一把锈死的锁，梁铎干脆用钳子把锁剪断。厂房里空空荡荡，玻璃全碎了，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人眼睛生疼。
“先看地面。”陆衡蹲下，用手电照着地面的灰尘，“脚印要比昨天清楚。”
“这里！”一个技术员喊了一声。
程野跑过去，只见一枚42码的胶底鞋印，菱形防滑纹，和郑钧家院墙外那半枚，纹路一模一样。
“把这个圈起来。”陆衡示意，“不要动。”
就在这时，程野的目光被地上一根蓝色的细线吸住了。他屏住呼吸，用镊子轻轻夹起：“陆哥，看这个。”
陆衡接过，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几秒，眼神亮了一下：“腈纶。县针织厂1985年停产的劳保服专用面料。”
程野的心“咚”地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郑钧袖口那抹蓝色的纤维，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
“扩大范围。”陆衡低声说。
大家散开，在灰尘里一寸寸地找。很快，更多的蓝色纤维被找到，主要集中在一个生锈的工具箱旁边。
“这箱子上有字。”梁铎蹲下，用手套抹去灰尘，模糊的一个“沈”字露了出来，像是用钉子刻的，笔画深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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