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上午8点,专案组的会议桌被一摞摞旧卷宗压得吱呀作响。窗外的雪已经停了,阳光从高窗斜斜地打进来,照在积灰的档案柜上,却照不进那股潮湿的霉味。
“先把枪支这条线查死。”许文斌把搪瓷缸重重一放,“64式弹壳、1984-哈造,这就是钥匙。”
梁铎把一本封面褪色的《报废枪支处理记录》抽出来,翻到1984年10月那一页。钢笔字写得密密匝匝,最上面一行格外刺眼:“1984年10月15日,销毁报废64式手枪10支,经办人:江屿。”
“‘10支’的‘1’有重描。”程野的手指在纸面停住,“像是从‘9’改过来的。”
“叫江屿。”许文斌只说了三个字。
江屿进来的时候,衣领口还沾着一圈白霜。38岁,预审科民警,眼睛里有一层没睡醒的红。梁铎把记录本推到他面前:“你自己看。”
江屿低头看了一眼,嘴角抖了一下:“我记的是十支。当时就我一个人值班,领导催得紧,没人监督。清单后来补的,签名可能漏了。”
“你那天请假半天。”梁铎把当天的值班日志也推过去,“销毁时间写的是全天。”
江屿的手指攥紧了衣角,指节发白。“我记错了。”他挤出四个字。
“还有,”陆衡推门进来,把一份检测报告放到桌上,“这本记录纸的边缘有微量机油,成分和农具厂车间的机油一致。”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程野盯着江屿的右手食指——一道旧疤,两厘米长,像被什么锋利的工具划过。他想起了什么,却没有立刻开口。
“1985年,你因为弄丢沈砚案的笔录被记过。”程野换了个角度,“处分是郑钧签的?”
江屿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声音陡然拔高:“是!他就是公报私仇!当年沈砚案的补充笔录,我不肯签,我说证据不够,他就说我‘工作失误’,把我调去预审,还记了过!”
“先把情绪放下。”许文斌敲了敲桌面,“我只问一句:到底销毁了几支?”
江屿沉默了很久,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那四个字:“我记错了。”
下午两点,程野和梁铎踩着结了冰的土路,去了西磨坊。磨盘吱呀地转,风从破窗缝里钻进来,带着麦麸的细粉,呛得人直咳嗽。
磨坊主杜老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见警车停下,眼神一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杜大爷,问个事。”梁铎把烟递过去,“最近有人来买麦麸吗?”
“冬天没什么人磨麦,就几个老主顾。”杜老接过烟,却没点,夹在耳朵上。
程野把一张纸条的照片递过去,指着上面粘着的麦麸:“我们检测过,这个麦麸就是从你这儿出去的。”
杜老的手顿了一下,烟锅“当啷”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声音压得更低:“十天前……有个戴口罩的男人买了五斤,说喂鸡。给的是崭新的十元票子。”
“长什么样?”程野追问。
“高个儿,一米七五左右。手粗糙,全是老茧,像常年握工具的。说话沙哑,像感冒。”杜老抬眼看了他们一下,又迅速低下去,“没看见脸。”
梁铎的目光扫过屋里,停在墙角一把扫帚上。扫帚杆上缠着几根蓝色的纤维,像线头,在灰白的墙根下格外扎眼。
“那扫帚你的?”梁铎问。
“收废品的留下的,我没舍得扔。”杜老赶紧解释。
程野走过去,拿起扫帚。握痕很新,像是刚用不久。他用镊子轻轻取下几根纤维,装进证物袋:“杜大爷,这扫帚我们先拿去检测。”
“他往哪儿走了?”梁铎问。
杜老犹豫了一下,朝北面指了指:“农具厂那边。我当时还嘀咕,那厂子早倒闭了,荒得很。”
3月30日清晨,风更硬了。农具厂的铁门挂着一把锈死的锁,梁铎干脆用钳子把锁剪断。厂房里空空荡荡,玻璃全碎了,风裹着雪沫子灌进来,吹得人眼睛生疼。
“先看地面。”陆衡蹲下,用手电照着地面的灰尘,“脚印要比昨天清楚。”
“这里!”一个技术员喊了一声。
程野跑过去,只见一枚42码的胶底鞋印,菱形防滑纹,和郑钧家院墙外那半枚,纹路一模一样。
“把这个圈起来。”陆衡示意,“不要动。”
就在这时,程野的目光被地上一根蓝色的细线吸住了。他屏住呼吸,用镊子轻轻夹起:“陆哥,看这个。”
陆衡接过,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几秒,眼神亮了一下:“腈纶。县针织厂1985年停产的劳保服专用面料。”
程野的心“咚”地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郑钧袖口那抹蓝色的纤维,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
“扩大范围。”陆衡低声说。
大家散开,在灰尘里一寸寸地找。很快,更多的蓝色纤维被找到,主要集中在一个生锈的工具箱旁边。
“这箱子上有字。”梁铎蹲下,用手套抹去灰尘,模糊的一个“沈”字露了出来,像是用钉子刻的,笔画深浅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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