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白银市人民医院的住院部，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浓重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混合着疾病带来的衰败气息，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病房的墙壁是单调的白色，床单被褥也是毫无生气的白，只有床头柜上零星摆放的私人物品，还带着一丝外界生活的痕迹。
王秀兰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胃癌晚期，如同无形的蛀虫，早已掏空了她的身体。她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皮肤蜡黄而松弛，紧紧地包裹着嶙峋的骨骼。六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如同七八十岁的风烛残年。唯有那双曾经充满悲痛和祈求的眼睛，此刻虽然浑浊，却依然固执地闪烁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肯熄灭的执念。
她的床头柜上，没有水杯，没有药瓶，只端正地摆着一个用透明塑料膜反复包裹、边角早已磨损起毛的木制相框。相框里，是女儿张敏年轻时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张敏，穿着那件夺去她生命的红色连衣裙，站在厂区的花坛边，笑得青春洋溢，眼神清澈得像一汪泉水。这张照片，陪伴王秀兰走过了整整二十年。
病房门被轻轻推开，陈锐提着一袋水果走了进来。二十八岁的他，已经褪去了刚入警时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但眼神依旧清澈而坚定。他调到刑侦队已有几年，虽然“红衣案”专案组早已解散，但他从未忘记对赵长河的承诺，那个沉重的铁皮箱一直是他心底最重要的责任。
“王婶，我来看您了。”陈锐放轻脚步，走到床边。
王秀兰听到声音，艰难地、极其缓慢地转过头。看到是陈锐，她那枯槁的脸上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光彩。她挣扎着想坐起来，陈锐连忙上前，小心地扶起她，在她背后垫好枕头。
“小陈……小陈警官……”王秀兰的声音气若游丝，冰冷干枯的手却异常有力地道住了陈锐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皮肤里，“凶手……凶手抓到了吗？我……我快不行了……想在闭眼之前……给敏敏一个交代……我……我等了二十年了啊……”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陈锐，那里面是二十年未曾消减的悲痛，是行将就木之人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期盼。
陈锐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酸涩难当。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用力回握住王秀兰那只冰冷的手，声音尽量放得平稳而充满力量：“王婶，您别这么说，您会好起来的。案子……我一直在查，从来没有放下过。您放心，现在的刑侦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比过去强很多。很快……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向您保证。”
这话他说过很多次，每一次都带着真诚，却也带着同样的无力。技术是在进步，但应用于陈年旧案，尤其是物证条件本就不算理想的“红衣案”，依旧步履维艰。
王秀兰似乎没有听进他的安慰，只是执着于那个她追问了二十年的问题。她松开陈锐的手，颤抖着伸向自己的枕头底下，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个用深蓝色土布仔细包裹着的小布包。布包已经很旧了，颜色洗得发白，但上面用红线绣着的“平安”两个字，却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她当年一针一线，为女儿绣上去的。
她将布包塞到陈锐手里，布包很轻，但陈锐却觉得重逾千斤。
“这是……敏敏最喜欢的发夹……”王秀兰的声音带着哽咽，“她走那天……就戴着它……你拿着……等抓到那个挨千刀的凶手……你替我……替我用它打他一下……替敏敏……出出气……”
陈锐的手指触碰到布包里那枚冰凉坚硬的物体，那枚珍珠白的发卡。它曾经别在张敏乌黑的发间，见证过一个少女最美好的年华，也见证了生命最残酷的终结。他紧紧攥住布包，仿佛能感受到那份跨越了二十年的悲伤与仇恨。他迎视着王秀兰那双充满最后希冀的眼睛，郑重地、如同立誓般重重地点了点头：“好！王婶，我记下了！一定！”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碎的小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玻璃上，很快融化成冰冷的水痕。这一幕，与二十年前，一九八八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形成了遥远而凄凉的呼应。一个母亲漫长而痛苦的守望，似乎也即将随着这场冬雪，走向无奈的终点。
时间回溯到二零零六年的夏天。李建国的家，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客厅不再是休息和交流的空间，而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偏执的“追凶作战室”。
整整一面墙，被白纸和各种图表贴得密不透风。那是李建国自己绘制的“红衣案线索图谱”，比他在女儿刚遇害时画的要复杂、详尽无数倍。正中央是李玥穿着红色校服的照片，周围如同蛛网般辐射出无数条颜色各异的连接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受害者信息及关联”、“作案时间与地点规律”、“凶手侧写（身高约1.75米，体型偏瘦，手部粗糙，有鼻音，可能从事五金行业）”、“关键物证（十字螺丝、蓝色工装纤维/纽扣、名片）”、“可疑地点（XX路、五金批发市场、拆迁区域）”、“疑似身份线索（‘凌’姓、‘广山’五金店）”。每一根线条旁边，都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他的推断、疑问和待查证的信息。他用红笔将“五金行业”和“凌广山（？）”这两个关键词重重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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