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误杀贤才” 与王朝崩塌
崇祯帝虽有 “振兴明朝” 的志向，但多疑猜忌，导致贤才凋零：袁崇焕 “镇守辽东，多次击败后金”（《明史?袁崇焕传》），却被崇祯以 “通敌” 罪名凌迟处死；孙传庭 “镇压李自成起义，屡立战功”，却因崇祯 “催战过急”，兵败被杀；杨嗣昌 “提出‘四正六隅’之策”，试图平定起义，却因 “朝廷腐败，难以推行”，忧愤而死。贤才或被杀、或被逼死，明末 “无多士可用”，最终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反面案例证明：“贤才凋零” 是王朝衰落的 “预警信号”—— 当 “俊乂” 被排挤、“密勿” 无施展空间时，国家治理会出现 “无人做事、无人纠错、无人担责” 的困境，最终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印证了 “多士” 是 “寔宁” 的必要条件。
3. 制度保障：“多士” 产生与任用的关键
“多士” 的集聚并非偶然，而是依赖制度保障 —— 中国古代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考核制度（考成法、上计制）、激励制度（俸禄、爵位、荣誉），构建 “选贤、用贤、留贤” 的体系，为 “多士寔宁” 提供支撑：
选官制度：从 “举荐” 到 “考试”，拓宽贤才来源
察举制（汉代）打破 “贵族世袭”，使 “平民贤才” 有机会入仕；九品中正制（魏晋）虽后期被门阀垄断，但初期 “以家世、德行、才能为标准”，仍选拔了部分贤才；科举制（隋唐至明清）以 “考试” 为核心，“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如唐代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正是科举制下贤才得以晋升的写照。科举制使 “多士” 来源更广，形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流动机制，为国家提供持续的贤才储备。
考核制度：“奖勤罚懒”，激励 “密勿” 实践
汉代的 “上计制” 要求地方官 “每年向中央汇报政绩”，考核 “户口、垦田、赋税” 等指标，优异者晋升，低劣者罢官；唐代的 “考课法” 将官员考核分为 “四善二十七最”，“四善” 即 “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直接将 “密勿”（恪勤匪懈）作为考核标准；明代张居正的 “考成法” 要求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通过 “月考、岁考” 督促官员勤勉。考核制度使 “俊乂” 的 “密勿” 实践有了制度约束与激励，避免 “贤才变庸才”。
激励制度：“名实兼顾”，留住贤才
古代对贤才的激励既包括 “实利”（俸禄、土地），也包括 “虚名”（爵位、荣誉）：汉代对贤才 “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唐代对贤相 “赠司空、谥号文贞”（如房玄龄）；宋代对学者贤才 “赐号国公，配享孔庙”（如朱熹）；明代对忠臣贤才 “建祠纪念，载入史册”（如海瑞）。这种 “名实兼顾” 的激励，使贤才 “既得物质回报，又获精神认同”，愿意长期 “密勿” 履职，为国家安定贡献力量。
四、历史局限与现代启示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是中国古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但受限于 “君主专制” 的制度框架，仍存在历史局限；同时，其蕴含的 “重贤才、尚勤勉、求安定” 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仍有重要启示。
1. 历史局限：君主专制下的贤才困境
古代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的核心局限，在于 “依赖君主个人意愿，缺乏制度独立性”：
贤才命运系于君主：“君明则贤才用，君昏则贤才亡”
如唐太宗 “从谏如流”，魏徵才能 “犯颜直谏”；而商纣王 “暴虐无道”，比干 “剖心而死”；崇祯帝 “多疑猜忌”，袁崇焕 “凌迟处死”。贤才能否被任用、能否发挥 “密勿” 作用，完全取决于君主的 “英明程度”，缺乏 “独立于君主意志之外的保护机制”，导致 “多士” 的集聚具有偶然性，“寔宁” 难以长期稳定。
选官制度的腐败：“制度好则选贤才，制度坏则选庸才”
察举制后期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被地方豪强垄断；九品中正制后期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贤才被门阀排挤；科举制后期 “八股取士”，束缚思想，导致 “贤才” 沦为 “书呆子”，缺乏实际治理能力。制度的腐败使 “多士” 质量下降，“密勿” 实践沦为 “形式主义”，难以实现 “寔宁”。
贤才价值的工具性：“贤才为君主服务，而非为民众服务”
古代 “俊乂” 的 “密勿” 实践，核心目标是 “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而非 “实现民众福祉”：如萧何的后勤之勤，是为刘邦夺取天下；张居正的改革之勤，是为明朝延续统治。贤才的 “利民” 往往是 “维护统治的手段”，而非 “最终目标”，这导致 “多士寔宁” 的 “宁”，是 “王朝的稳定”，而非 “民众的幸福”，存在价值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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