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 的汇典之勤
纪晓岚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勤勉主持编纂，历时 13 年”（《清史稿?纪晓岚传》）：他 “亲自审阅每一卷，纠正错误，补充遗漏”，面对 “书籍繁多、版本复杂” 的问题，“日夜操劳，伏案疾书”；还主持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每部书籍的 “作者、内容、价值” 进行总结，共收录书籍 3461 种、 卷。纪晓岚的勤勉使《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虽编纂过程中存在 “禁毁异端书籍” 的问题，但仍对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领域的 “密勿”，本质是 “贤才群体对精神秩序的构建”—— 通过整理典籍、传播思想、教化百姓，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伦理规范，使 “国家安定” 不仅是 “政治稳定”，更是 “人心安定”，这是 “多士寔宁” 的深层逻辑。
三、“多士寔宁” 的逻辑：贤才群体与国家安定的关系
“多士寔宁” 并非简单的 “贤才多则国家安”，而是蕴含 “数量 - 质量 - 制度” 三重逻辑：“多士” 需是 “俊乂”（质量），需通过 “密勿” 发挥作用（实践），更需通过制度保障 “多士” 的产生与任用（制度）。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实现 “寔宁”。通过正反案例对比，可更清晰把握这一逻辑。
1. 正面案例：贤才群体集聚与盛世形成
中国古代的 “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均以 “多士集聚” 为重要特征，贤才群体通过 “密勿” 实践，形成治理合力，推动国家安定繁荣：
贞观之治：“房谋杜断，魏徵直谏” 的贤才合力
唐太宗时期，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贤才群体：房玄龄 “善谋”（负责制度设计），杜如晦 “善断”（负责决策执行），二人 “同心辅政，相得益彰”（《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魏徵 “善谏”，先后上谏 200 余事，如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纠正唐太宗的失误；李靖 “善战”，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保障边境安全。这一 “多士” 群体各展所长、勤勉务实，使贞观年间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唐纪》），成为 “多士寔宁” 的典范。
康乾盛世：“康熙举贤，雍正用贤” 的制度保障
康熙、雍正时期，通过制度设计吸引 “多士”：康熙开设 “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贤才，不论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如朱彝尊、汪琬等文人因 “才学卓越” 被举荐，参与《明史》编纂；雍正推行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需要大量懂经济、善吏治的贤才，如田文镜 “办事勤勉，清正廉洁”，被任命为河南巡抚，推行改革；鄂尔泰 “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稳定边疆。康雍时期的 “多士”，既包括文官、武将，也包括学者、技术人才，他们的 “密勿” 实践，使清朝 “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形成康乾盛世。
正面案例证明：“多士寔宁” 的核心是 “贤才群体的互补与协同”—— 单一贤才的作用有限，而 “多士” 通过 “分工协作、相互制衡”，既能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又能避免 “个人专权”，形成稳定的治理结构，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2. 反面案例：贤才凋零与王朝衰落
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如东汉末年、南宋后期、明末），往往伴随 “贤才凋零”—— 或因君主昏庸、或因制度腐败、或因党争激烈，导致 “俊乂” 被排挤、“密勿” 无施展空间，最终国家陷入混乱：
东汉末年：“党锢之祸” 与贤才消亡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专权，士大夫（贤才群体）因反对腐败，引发 “党锢之祸”：公元 166 年，李膺等 “党人” 因 “抨击宦官，匡扶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被宦官诬陷 “结党营私”，逮捕入狱；公元 169 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窦武、陈蕃等贤才被杀，“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死者百余人，牵连数千人。贤才凋零后，东汉朝政彻底腐败，“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最终导致三国乱世，印证了 “无多士则无寔宁”。
南宋后期：“排挤贤才” 与国家灭亡
南宋后期，面对蒙古入侵的危机，朝廷却陷入 “主和派与主战派” 的党争：主战派贤才如岳飞、韩世忠，“勤勉治军，抗击金兵”，却被主和派秦桧等诬陷 —— 岳飞 “精忠报国”，却以 “莫须有” 罪名被杀；韩世忠 “上疏反对和议”，被罢官赋闲。贤才被排挤后，南宋 “军备废弛，士气低落”，蒙古大军南下时，“无贤才可用，无军队可战”，最终 1279 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文天祥在《正气歌》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对南宋贤才凋零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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