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德行为先，才艺为次”
唐代科举制初步完善，《唐六典》明确科举选官标准：“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看似重 “才”，实则 “德” 为前提 —— 考生需先通过 “乡贡” 审核，由地方官考察 “德行敦厚、节义可称”（《通典?选举二》），如狄仁杰 “举明经，授汴州判佐”（《旧唐书?狄仁杰传》），不仅 “判事精明”，更因 “犯颜直谏”“体恤百姓”，成为武则天时期的 “国之柱石”，是唐代 “德才兼备” 俊乂的典范。
汉唐的 “俊乂” 标准，突出 “适配大一统治理需求”—— 既要通过 “德”（孝廉、德行）维护社会伦理与皇权稳定，又要通过 “才”（经术、吏能）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政务，选官制度的完善使 “俊乂” 从 “理想人格” 变为 “可选拔、可任用” 的治理力量。
3. 宋明深化：“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宋明理学兴起后，“俊乂” 标准进一步深化，将 “德” 从 “外在行为” 转向 “内在心术”，强调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大学》），形成 “心术为要、家国同构” 的特征：
宋代：“存天理，灭人欲” 为德，“格物致知” 为才
朱熹主张贤才需 “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将 “德” 定义为 “内心的天理纯净”，如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其 “德” 不仅是廉洁奉公，更是 “以天下为己任” 的内心格局；“才” 的核心是 “格物致知”，即通过探究事物原理获得治国智慧，如王安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以 “经术济世” 的才能推行变法，虽争议颇多，但仍被宋代士大夫视为 “俊乂” 代表。
明代：“知行合一” 为德，“务实致用” 为才
王阳明提出 “知行合一”，主张 “德” 与 “行” 统一，贤才需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如海瑞 “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不仅 “廉洁”（德），更以 “冒死上疏”（行）践行良知；“才” 的标准是 “务实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如徐光启 “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明史?徐光启传》），编着《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将西方科技与中国实际结合，成为明代 “实学贤才” 的典范。
宋明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君主专制强化需求”—— 通过 “心术” 标准强化对贤才的思想控制，同时通过 “家国同构” 将贤才的个人理想与王朝治理绑定，使 “俊乂” 成为 “忠君、忧国、利民” 的统一体。
二、“密勿” 的实践：贤才群体的治国作为
“密勿” 即勤勉笃实，是 “俊乂” 从 “理想标准” 转化为 “治理实效” 的关键。中国古代贤才群体的 “密勿” 实践，并非单一的 “努力工作”，而是围绕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 四大核心领域，形成系统性的治理行动，不同朝代的贤才群体虽面临的问题不同，但 “勤勉务实” 的本质一致。
1. 政治治理：勤勉辅政，革除弊政
政治领域的 “密勿”，核心是 “辅佐君主、整顿吏治、化解危机”，贤才群体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勉，将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维护政治稳定：
汉代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 的后勤之勤
萧何作为刘邦的丞相，其 “密勿” 体现在 “务实后勤” 与 “制度建设”：楚汉战争期间，刘邦 “数失军遁去”，萧何始终 “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史记?萧相国世家》），不仅 “转漕给军，未尝乏绝”（勤勉保障粮草），还 “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勤勉构建制度）；刘邦称帝后，萧何又 “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奠定汉代法律基础。史载萧何 “日理万机，夜以继日”，甚至 “贱买民田宅数千万” 以自污名节，避免刘邦猜忌，其勤勉既为汉朝稳定奠基，也体现 “俊乂” 的政治智慧。
唐代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 的辅政之勤
房玄龄为唐太宗宰相，其 “密勿” 体现在 “细致辅政” 与 “人才选拔”：贞观年间，房玄龄 “夙兴夜寐，尽心竭节”（《旧唐书?房玄龄传》），每次上朝 “必言于上前，退而削草，类皆焚之”（勤勉处理奏章，且不留底稿以防泄密）；他还主持修订《唐律疏议》，简化刑法，使 “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新唐书?刑法志》）；更重要的是，房玄龄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先后举荐杜如晦、褚遂良等贤才，形成 “贞观之治” 的贤才群体。唐太宗评价其 “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实则源于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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