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乂密勿 (jùn yì mì wù)， 多士寔宁 (duō shì shí níng)。是对中国古代 “贤才治国” 理念的高度凝练。“俊乂（jùn yì）” 指德才兼备的贤士，“俊” 侧重才智卓越，“乂” 强调品行端正，《尚书?皋陶谟》载 “俊乂在官”，最早将二者联用指代治国贤才；“密勿” 意为勤勉笃实，《汉书?刘向传》“密勿从事，不敢宣怠”，形容贤才兢兢业业履职；“多士” 即众多贤才，《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早已将 “多士” 与 “国家安宁” 绑定；“寔宁（shí níng）” 中 “寔” 为 “确实、实在”，“宁” 指天下安定，意为 “贤才群体是国家真正的安定根基”。
这八字命题并非孤立的道德劝诫，而是周兴嗣基于南朝士族政治弊端的反思 —— 梁武帝时期虽文化兴盛，但士族垄断官场、贤才被压制，导致朝政腐败。周兴嗣借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既回溯先秦至汉唐 “重贤兴邦” 的历史经验，也暗劝统治者 “广纳贤才、激励勤勉”。其核心逻辑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依赖君主个人英明，而依赖 “贤才群体的持续勤勉作为”，这一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共识。
一、“俊乂” 的内涵：古代贤才的三重标准
“俊乂” 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中国古代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形成的 “德、才、责” 三位一体的贤才标准。这一标准随时代演变不断丰富，但核心始终围绕 “适配国家治理需求” 展开，可从先秦奠基、汉唐完善、宋明深化三个阶段解析。
1. 先秦奠基：“德才并重，以道统政”
先秦是 “俊乂” 标准的起源期，诸子百家虽政见不同，但均以 “德才兼备” 为贤才核心：
儒家：以 “仁” 为德，以 “礼” 为才
孔子提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主张贤才需兼具道德修养与治国能力：“德” 的核心是 “仁”，即 “爱人”“克己复礼”，如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以道德纯粹为贤；“才” 的核心是 “礼” 与 “政”，即通晓周礼、擅长治民，如子贡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实务能力为贤。孟子进一步提出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将 “俊乂” 与 “仁政” 绑定，认为贤才是推行 “制民之产”“教民孝悌” 的关键力量。
法家：以 “公” 为德，以 “术” 为才
法家虽轻道德，但并非无 “德” 标准：商鞅提出 “利国、利民、利君” 为 “公德”，反对 “私德”（如儒家的 “孝悌”），认为贤才需 “去私行公”，如吴起 “杀妻求将” 虽违私德，但因 “治军严明、强魏弱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被法家视为 “俊乂”；“才” 的核心是 “术”（治国之术）与 “法”（制度建设），如韩非主张贤才需 “明法审令”“循名责实”，能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富国强兵”。
墨家：以 “兼” 为德，以 “技” 为才
墨家以 “兼爱”“非攻” 为核心 “德” 标准，主张贤才需 “视人之国若己之国，视人之家若己之家”（《墨子?兼爱中》）；“才” 的核心是实用技术与治理能力，如墨子本人 “巧传则求其故”（《墨子?经上》），擅长制作守城器械，其弟子多为 “农与工肆之人”，因 “能耕稼树艺”“能治皮革”（《墨子?尚贤上》），成为墨家认可的 “俊乂”。
先秦的 “俊乂” 标准，本质是 “适配诸侯争霸需求”—— 无论是儒家的 “仁政贤才”、法家的 “法治贤才”，还是墨家的 “实用贤才”，均以 “解决乱世治理问题” 为核心，为后世贤才标准奠定了 “德才结合、务实导向” 的基础。
2. 汉唐完善：“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汉唐是大一统王朝时期，“俊乂” 标准从 “乱世求才” 转向 “治世选贤”，形成 “经世致用、礼法兼顾” 的特征，且通过选官制度（察举制、科举制）固化为具体标准：
汉代：“孝廉” 为核，“经术” 为基
汉代以察举制选拔贤才，核心科目是 “孝廉”，这是 “德” 标准的制度化：“孝” 指孝顺父母，“廉” 指廉洁奉公，如董仲舒 “居家推孝，乡党推廉”（《汉书?董仲舒传》），因 “孝廉” 被举荐为博士；“才” 的标准是 “经术”（儒家经典）与 “吏能”（行政能力），如公孙弘 “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既通经术，又能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的贤相，体现 “礼法兼顾” 的 “俊乂” 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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