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重庆的冬天，来得迅猛而残忍。十一月的阴冷湿寒，在十二月的第一天，就变成了一场裹挟着冰渣的苦雨。长江和嘉陵江的水汽，被北来的寒流凝结，让这座山城彻底成了一座浸泡在冰水里的、灰蒙蒙的孤岛。
我的参谋本部地下作战室，是这座城市唯一感觉不到寒冷的地方。但这种“温暖”，并非来自暖气，而是来自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电台、发报机，以及无数人聚集于此所散发出的焦灼。厚重的混凝土墙壁，隔绝了刺骨的寒风，却无法隔绝那从湖南常德战场上传来的、比寒风更刺骨的，死亡的气息。
天花板上的吊扇早已停止了转动。作战室里，唯一的声音，是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机要员们小跑着送文件的脚步声，以及墙壁上那面巨大的作训钟，秒针“咔哒、咔哒”走动的声音。
那个声音，在十一月，是为常德城里的八千一百二十三名将士，倒数计时。
而现在，十二月。它是在为那些逝去的灵魂，敲响丧钟。
我的少将制服，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冰冷的皮革武装带，紧紧地勒在我的腰上。我需要这种强烈的束缚感，来维持我精神上的绝对清醒，来对抗那股从心底涌上来的、几乎要将我吞噬的巨大虚脱。
十一月三十日。
温毓庆冲进来的那一刻，那三个字，像三颗子弹，击碎了我的耳膜。
“八十三。”
八千一百二十三。八十三。
我的“砧”，我的“砧板”。
碎了。
常德会战，这场被我命名，由我策划，以“砧、钳、锤”为构架的，最完美、最残酷的歼灭战，结束了。
横山勇的十万大军，五个师团的主力，在常德城下，被我那块碎裂的“砧”死死拖住，又被薛岳的“钳”和方天的“锤”迎头痛击，最终全线崩溃。
伤亡，超过四万。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几乎被打残。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亦遭重创。
这是自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华中战场上，所遭遇的最惨重、最无可辩驳的巨大失败。
我，韩夏，以八千勇士的牺牲为代价，赢得了这场赌上国运的豪赌。
重庆，在十二月的第一天，陷入了自抗战以来，最疯狂的喜悦之中。报纸，用红色的、最大号的字体，刊登着“常德大捷”、“湘北大捷”、“横山勇主力覆灭”的标题。人们涌上街头，在刺骨的寒雨中，欢呼，哭泣，燃放着积存已久的鞭炮。
整个山城，都在庆祝。
除了我。
十二月的第一周，是清算，是面对，是……那股无法逃避的血腥味。
十二月二日。
我没有理会任何要求我出席的庆功会议。我登上了一架C-47运输机，顶着恶劣的天气，强行起飞。
我的目的地，不是耒阳，不是去和薛岳握手。也不是去雪峰山，不是去嘉奖方天。
我的目的地，是常德。
飞机在德山机场降落。这里曾是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指挥部，现在，插满了王耀武第七十四军的旗帜。
王耀武亲自来接我。
这个在鄂西会战后，曾红着眼圈，质问我“我第七十四军背后是什么”的山东汉子。此刻，他站在寒风中，军大衣的领子敞开着。他的脸，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仿佛老了十岁。眼窝深陷，胡须拉碴。
他看到我走下舷梯。
没有敬礼，没有寒暄。
“慈璋。”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如同两块破铁在摩擦，“你来了。”
“我来了。”我走到他面前，“耀武。”
我们对视着。
“走吧。”他转过身，“我带你……去看看。”
吉普车，在泥泞的道路上，缓缓驶向那座城市。
不。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城”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王耀武第一个冲进去时，他发给我的电报是：“我找不到一个人。”
十二月二日，我亲眼所见。
我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
常德，这座曾经的湘北重镇，沅水明珠，彻底从地图上，被抹去了。
没有废墟。废墟，是高低起伏的。而这里，是平的。
是被一百五十门重炮，反复犁了二十八天；是被数万枚燃烧弹，反复炙烤；是被糜烂性毒气，反复熏蒸。
这里，是一片，广袤的，平坦的，黑红色的，焦土。
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混杂着弹片、砖瓦粉末、碳化木屑和……骨灰的，粉末。
寒雨，冲刷在上面，汇聚成一股股，黑红色的，溪流。
吉普车，停在了曾经的“大西门”。这里，是余程万最后撤离的地方。
我走下车。
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气味，猛地灌进了我的口鼻。
那不是单纯的尸臭。那是一种，混杂了几万具尸体，高度腐烂后，又被大火焚烧，再被毒气浸泡，最后被雨水稀释的，恐怖的，甜腥味。
我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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