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回了一声：“二太爷，我走了。”
李十儿这才站起身来，脸上堆着笑说：“怎么这么不禁逗，几句话就急眼了。”
书办无奈地说：“不是我急眼，要是再接着说下去，恐怕会连累二太爷的清名呢。”
李十儿走上前，拉着书办的手，热情地说：“你贵姓啊？”
书办赶忙谦逊地说：“不敢当，我姓詹，单名一个会字，我从小也在京城里混了好些年。”
李十儿说道：“詹先生，我是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来，咱们好好唠唠。”
书办也笑着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干的人，这一吓唬，我都被吓毛了。”说完，大家都笑着各自离开了。
到了晚上，李十儿就和书办偷偷地嘀嘀咕咕了半宿。
第二天，有人借故用话试探贾政的态度，结果反被贾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又过了一天，贾政要去拜访客人，府里的人接到命令后准备随行侍奉，外面的人应承下来。过了一会儿，时辰已到三更天了，可大堂上却没人来接敲更的鼓。好容易才叫来一个人敲了鼓。
这时，贾政慢步走出暖阁，只见站班喝道的衙役竟只有一个。
贾政也没有多问，就在台阶下上了轿。可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儿，直到人齐了，才抬着轿子出了衙门。而那放炮的也只响了一声。吹鼓亭那边，鼓手也只有一个在打鼓，一个在吹号筒。
贾政见状十分生气，说道：“平时都还好好的，怎么今天这么不齐整？”他抬头一看那些仪仗队，更是参差不齐、搀前落后。
贾政勉强拜完客回来后，立刻传令要惩处那些误班的人。那些人有的说因为没帽子戴所以误了；有的说号衣拿去当掉了所以误了；还有的说已经三天没吃饭，实在抬不动东西。贾政听了更加生气，打了一两个之后，也就作罢了。
隔了一天，负责厨房事务的人前来找贾政要钱了，贾政便拿出带来的银子付了钱。可之后，他便觉得事事都不顺心，比起在京城的时候，生活反倒不便了许多。
实在没办法，贾政便把李十儿叫来，问道：“跟我来的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变了样？你也得管管他们。这才来没多久，带来的银子早就花光了，藩库的俸禄还早着呢，得打发人回京城去取。”
李十儿赶忙禀报说：“奴才哪一天没说过他们？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人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叫奴才也没办法。老爷说从家里取银子，取多少？现在奴才还打听到节度衙门这几天有人过生日，其他府道的老爷们都送了上千上万的礼，咱们到底送多少合适呢？”
贾政一听，责问道：“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李十儿回答说：“老爷向来是最圣明睿智的。咱们初来乍到，又和其他老爷们没什么深交，谁愿意给咱们通风报信？他们巴不得老爷不去送礼，这样他们就能有机会谋取老爷这个好差事了。”
贾政气愤地说道：“胡说八道！我这官是皇上任命的，难道不给节度做生日，我这官就当不成了？”
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在理。只是京城离这儿太远了，这里的大小事务，都是节度大人上奏给皇上知晓。他说好，那就万事大吉；他要说不好，那可就麻烦了，等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就连老太太、太太们，谁不盼着老爷在外面能风风光光地做官呢？”
贾政听了这话，心里自然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便说道：“我正想问你呢，怎么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了？”
李十儿回答说：“奴才本来不敢说的。但既然老爷问到这儿了，如果我不说，那就是奴才没良心；可要是说了，又怕老爷会生气。”
贾政说：“只要你说得有道理就行。”
李十儿接着说道：“那些书吏和衙役，都是花钱才得以进入粮道衙门当差的，哪个不想发财？他们都得养家糊口。自从老爷上任以来，大家还没见为国家出过什么力，倒先听到了不少的议论。”
贾政问：“民间都在说什么？”
李十儿说：“百姓们都说，凡是新到任的老爷，如果出的告示越严厉，那就越是想捞钱的手段。州县官员们害怕了，就会送很多银子来。收粮的时候，衙门里的人就会说，新道爷有法令，明面上是不敢收钱的，但这一刁难拖延，那些乡民们心里就愿意花几个钱，好早早把事情了结。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而说老爷不体察民情。就连本家的大人，和老爷关系最好的那位，他没几年就升到了极高的职位，那也是因为他识时务、懂变通，能够和上下级都和睦相处罢了。”
贾政听了这话，生气地说：“胡说！难道我就不识时务吗？如果说是要和上下级都和睦相处，难道要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同流合污吗？”
李十儿连忙回答说：“奴才因为这点忠心实在忍不住，才这么说的。如果老爷真的按照那种方式去做，到时候功不成、名不就，老爷又要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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