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回了一声:“二太爷,我走了。”
李十儿这才站起身来,脸上堆着笑说:“怎么这么不禁逗,几句话就急眼了。”
书办无奈地说:“不是我急眼,要是再接着说下去,恐怕会连累二太爷的清名呢。”
李十儿走上前,拉着书办的手,热情地说:“你贵姓啊?”
书办赶忙谦逊地说:“不敢当,我姓詹,单名一个会字,我从小也在京城里混了好些年。”
李十儿说道:“詹先生,我是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来,咱们好好唠唠。”
书办也笑着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干的人,这一吓唬,我都被吓毛了。”说完,大家都笑着各自离开了。
到了晚上,李十儿就和书办偷偷地嘀嘀咕咕了半宿。
第二天,有人借故用话试探贾政的态度,结果反被贾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又过了一天,贾政要去拜访客人,府里的人接到命令后准备随行侍奉,外面的人应承下来。过了一会儿,时辰已到三更天了,可大堂上却没人来接敲更的鼓。好容易才叫来一个人敲了鼓。
这时,贾政慢步走出暖阁,只见站班喝道的衙役竟只有一个。
贾政也没有多问,就在台阶下上了轿。可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儿,直到人齐了,才抬着轿子出了衙门。而那放炮的也只响了一声。吹鼓亭那边,鼓手也只有一个在打鼓,一个在吹号筒。
贾政见状十分生气,说道:“平时都还好好的,怎么今天这么不齐整?”他抬头一看那些仪仗队,更是参差不齐、搀前落后。
贾政勉强拜完客回来后,立刻传令要惩处那些误班的人。那些人有的说因为没帽子戴所以误了;有的说号衣拿去当掉了所以误了;还有的说已经三天没吃饭,实在抬不动东西。贾政听了更加生气,打了一两个之后,也就作罢了。
隔了一天,负责厨房事务的人前来找贾政要钱了,贾政便拿出带来的银子付了钱。可之后,他便觉得事事都不顺心,比起在京城的时候,生活反倒不便了许多。
实在没办法,贾政便把李十儿叫来,问道:“跟我来的这些人,怎么一个个都变了样?你也得管管他们。这才来没多久,带来的银子早就花光了,藩库的俸禄还早着呢,得打发人回京城去取。”
李十儿赶忙禀报说:“奴才哪一天没说过他们?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人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叫奴才也没办法。老爷说从家里取银子,取多少?现在奴才还打听到节度衙门这几天有人过生日,其他府道的老爷们都送了上千上万的礼,咱们到底送多少合适呢?”
贾政一听,责问道:“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李十儿回答说:“老爷向来是最圣明睿智的。咱们初来乍到,又和其他老爷们没什么深交,谁愿意给咱们通风报信?他们巴不得老爷不去送礼,这样他们就能有机会谋取老爷这个好差事了。”
贾政气愤地说道:“胡说八道!我这官是皇上任命的,难道不给节度做生日,我这官就当不成了?”
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在理。只是京城离这儿太远了,这里的大小事务,都是节度大人上奏给皇上知晓。他说好,那就万事大吉;他要说不好,那可就麻烦了,等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就连老太太、太太们,谁不盼着老爷在外面能风风光光地做官呢?”
贾政听了这话,心里自然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便说道:“我正想问你呢,怎么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了?”
李十儿回答说:“奴才本来不敢说的。但既然老爷问到这儿了,如果我不说,那就是奴才没良心;可要是说了,又怕老爷会生气。”
贾政说:“只要你说得有道理就行。”
李十儿接着说道:“那些书吏和衙役,都是花钱才得以进入粮道衙门当差的,哪个不想发财?他们都得养家糊口。自从老爷上任以来,大家还没见为国家出过什么力,倒先听到了不少的议论。”
贾政问:“民间都在说什么?”
李十儿说:“百姓们都说,凡是新到任的老爷,如果出的告示越严厉,那就越是想捞钱的手段。州县官员们害怕了,就会送很多银子来。收粮的时候,衙门里的人就会说,新道爷有法令,明面上是不敢收钱的,但这一刁难拖延,那些乡民们心里就愿意花几个钱,好早早把事情了结。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而说老爷不体察民情。就连本家的大人,和老爷关系最好的那位,他没几年就升到了极高的职位,那也是因为他识时务、懂变通,能够和上下级都和睦相处罢了。”
贾政听了这话,生气地说:“胡说!难道我就不识时务吗?如果说是要和上下级都和睦相处,难道要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同流合污吗?”
李十儿连忙回答说:“奴才因为这点忠心实在忍不住,才这么说的。如果老爷真的按照那种方式去做,到时候功不成、名不就,老爷又要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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