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春，濡须水的春汛刚刚漫过两岸的滩涂，带着湿冷的江风席卷了大江南北。那场始于居巢曹军大营的大瘟疫，非但没有随着战事的平息偃旗息鼓，反而借着军队调动、流民迁徙的势头愈演愈烈，如同一头无形的凶兽，彻底吞噬了整个中原大地，将本就饱经战火的天下，拖入了更深的黑暗。
这是东汉末年规模最大、死伤最惨重的一次瘟疫，后世史书称之为“建安大疫”。从淮南到邺城，从江东到巴蜀，万里江山之内，处处都是染病卧榻的百姓，家家都有药石罔效的病患。疫气所至之处，百姓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荒村遍野，十室九空。曹植在《说疫气》中写下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再是文人笔下的悲叹，而是中原大地最真实、最惨烈的写照。
邺城作为曹魏的都城，也未能逃过这场劫难。曾经名动天下的建安七子，除了早年被斩的孔融、病逝的阮瑀，剩下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竟在这一年之内，先后染疫病逝。曾经盛极一时、引领文坛风气的建安文学集团，就此分崩离析，只留下满纸诗文，在疫气弥漫的寒风里，成了绝响。
曹魏中枢朝堂之上，也是一片萧索。近半数的官员染病，不少人没能熬过这个春天，尚书令凉茂刚刚上任太子太傅不过数月，便染疫病逝，御史大夫、大理寺等中枢官署，竟一度因官员病亡过多而无法正常理事。邺城之内，每日都有棺木出城，送葬的哭声日夜不绝，朝堂上下，人心惶惶。
而数百里外的许昌，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汉室朝堂，更是在这场瘟疫里，耗尽了最后的一丝元气。为数不多还留在许都、坚守着汉室最后体面的老臣，大半死于这场瘟疫，连汉献帝的后宫之中，也有多位嫔妃、皇子染病身亡。曾经辉煌了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在烽火与疫气的双重摧残之下，连最后一丝苟延残喘的力气，也消散殆尽了。
许昌汉宫，汉献帝看着自己亲手钤印的册封曹操全套天子礼制的诏书副本，一把将案上的竹简扫落在地，红着眼眶嘶吼道：“他连十二旒冕冠都要拿走了！他到底要什么！”曹节皇后抱着他，无声落泪。殿内的汉室老臣，一个个垂首落泪，却连一句怨言都不敢说——这四百年的大汉，早就名存实亡了。
国之根本，在民，在吏，在社稷。而这场席卷南北的大疫，伤的，正是这天下的根本。
魏王宫的寝殿里，曹操卧在病榻上，看着中原疫情的急报，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鬓边的白发在烛火下更显萧索。曹丕守在榻边，端着汤药红了眼眶。曹操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孤戎马一生，斩了无数强敌，却挡不住这小小的疫气……司马朗终究还是没能挺过来，是孤害了他。传令下去，淮南的防疫举措，在中原各郡全面推行，照着蒋欲川的法子做，一丝一毫都不能差！谁敢阳奉阴违，贻误防疫，一律斩立决！”
殿外廊下，司马懿垂首立在阴影里，听着寝殿内的对话，指尖微微收紧。他袖中藏着抄录了三遍的淮南防疫细则，每一条都用朱笔圈点批注。蒋欲川不仅能决胜千里、安邦定国，连这无形的疫气都能被他死死扼住，更可怕的是，他竟能让百万百姓死心塌地追随。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他今日才算真正读懂。
就在整个中原大地都被疫气笼罩、哀鸿遍野之时，千里之外的淮南之地，却因为蒋欲川早早就推行的铁腕防疫举措，成了这场乱世浩劫之中，为数不多的一方净土。
早在春天居巢大营首次出现疫情、司马朗染病卧床之时，蒋欲川便深知这场烈性传染病的可怕，当即定下了四道防疫严令，并在淮南全境的郡县、军营之中，雷厉风行地全面推行。他命人在淮南各郡县、军营的外围，专门设立了隔离病坊，将所有染病的百姓与士兵，尽数收入病坊单独安置，派专人穿戴麻布罩衣、轮班看护，严禁与健康人群有任何接触，但凡私自带病患入村镇、军营者，一概以军法处置；每日以艾草熏蒸街巷、营帐，以生石灰消毒沟渠、厕所、水源地，严令全境百姓，所有饮水必须煮沸后方可饮用，所有因疫病、战祸身亡的尸体，必须集中焚烧后再行安葬，绝不可随意土葬、丢弃，防止疫气进一步扩散。
同时，他顶着各方压力，力排众议下令开仓放粮，减免淮南百姓全年的田租赋税，对受灾的百姓、染病的家庭，统一发放口粮、药材与御寒的布匹，确保百姓不会因为饥荒流离失所，不会因为无钱抓药只能坐以待毙。
哪怕自己身为淮南都督，有无数染病的风险，他依旧亲自带着军医，走遍了淮南的寿春、合肥、芍陂等各个郡县，亲自查看疫情，会同医者调整防疫药方，安抚惶惶不安的百姓。从春到冬，大半年的时间里，他大半的时间都在淮南的郡县之间奔波，不是在军营督导防疫，就是在村镇安抚流民，从未有过半分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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