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四年，四月，汴梁皇城，枢密院签押房。
窗外，暮春的细雨淅淅沥沥，打在庭院新栽的芭蕉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室内，烛火通明，墨香与淡淡的硝烟味混合在一起。宽大的紫檀木公案上，奏章、军报、舆图堆积如山，几乎将陈太初的身影淹没。
他揉了揉酸胀的眉心，搁下手中那支狼毫笔。笔尖的朱砂，已在几份关于战后重建预算分配的奏章上，留下了或圈或点、或准或驳的痕迹。改革之议已得陛下首肯，但千头万绪，方才开始。“与光同尘” 四个字说来容易，要将其化作具体的税赋章程、地方咨议会遴选办法、漕运新规、工坊激励条陈……每一项都需要与何栗领着的一班文臣反复推敲，平衡各方，更要顶住那些嗅到风向变化、开始或明或暗抵触的旧有利益群体的压力。白日里，他刚与几位老成持重却对“农商并举”、“民官商共议”颇多疑虑的尚书唇枪舌剑了一番，此刻嗓音还有些沙哑。
案头一角，那枚沉甸甸的秦王金印和枢密院使的银印并排而放，在烛光下流转着冷硬的光泽，象征着此刻他手中掌握的巨大权柄，也提醒着他肩头更重的责任。他提起茶壶，想倒杯水润润喉，才发现壶已见底。
“王爷，夜深了，可要用些点心？”一直在门外值守的方虎探进半个身子，低声问道。他兄长方龙如今领着警卫营，主要负责皇城与秦王府防务，方虎则更多地跟在陈太初身边听用。
“不必。”陈太初摆摆手，目光无意间扫过公案另一侧——那里单独放着两份刚刚由通政司加急送来的、以特殊火漆封印的军报。来自西北秦凤路和辽东都护府。
收复汴梁、擒杀朴承嗣的消息，已通过八百里加急和遍布各地的军统司渠道，如同插上翅膀般传遍九州。捷报所至，人心固然为之一振，各路观望的节度使、安抚使贺表如雪片般飞来，但某些地方的暗流，似乎也因此被搅动得更急了。
他伸手拿过那份来自西北的军报，拆开火漆。是种彦崇的亲笔，字迹比上次更加潦草仓促，力透纸背：
“末将种彦崇，西北告急：前番急报，谅已通达。西夏贼酋李仁孝，得朴逆怂恿资助，气焰愈炽！自去岁冬围我兴庆府，至今未解。我军粮秣将尽，箭矢稀缺，形势岌岌！更闻河西走廊有吐蕃部落受其蛊惑，蠢蠢欲动，欲断我陇右与关中联络。若兴庆府有失，则河套门户洞开，关中震动！末将虽率残部死守灵州、韦州一线，然兵力捉襟见肘，恐难久持。恳请王爷速发援兵，拯我西北军民于水火！迟则……恐有不忍言之祸！彦崇泣血再拜，四月初三。”
紧接着是辽东韩世忠的急报，这位老将的风格一向简练，此刻的文书却也不免带上了焦灼：
“辽东急奏：辽东局势持续恶化。完颜乌骨乃叛部得朴贼遗留之工匠、火器，如虎添翼，已尽占黄龙府周遭州县，构筑连营，并大肆裹挟生女真诸部，号称控弦十万，其势汹汹。沈括大人殉国后，民政几近瘫痪，流民塞道。原驰援之种力部遭重创，末将虽尽力收拢，稳住辽阳、沈阳一线，然兵力不足，防线漫长，捉襟见肘。更可虑者，若叛军久不能平，则辽东危矣！需得力大将，统精兵速至，以雷霆之势，先破乌骨乃，震慑诸胡，方可稳定大局。切切！世忠，四月初五。”
两份军报，一西一北，如同两块千斤巨石，压在刚刚松了口气的枢密院案头。西夏与辽东，就像帝国躯体上两个同时化脓溃烂的创口，之前因朴承嗣这个心腹大患吸引了绝大部分注意力，只能勉强维持，如今心腹之患虽除，这两个创口却已发展到再不处理就可能肢体坏死的地步。
陈太初闭上眼睛，脑海中迅速闪过巨大的大宋疆域舆图。西北的横山、瀚海，东北的白山、黑水，距离汴梁皆数千里之遥。道路崎岖，补给艰难，气候各异。派谁去？派多少兵？粮草军械如何保障？朝廷刚刚经历大劫，府库空虚，人心未稳，能否支撑两线大规模用兵？
更重要的是，朝中刚刚开始酝酿新政，千头万绪，他这个总领枢密和资政的秦王若长期离京，刚刚启动的改革是否会人走政息？那些反对者是否会趁机反扑？
但，边疆不宁，何谈改革？百姓不能安居，新政又有何意义？种家军世代镇守西北，韩世忠在辽东苦苦支撑，他们的求援，是信任，更是对朝廷底线的叩问。
沉思良久，他霍然睁开眼，眸中已是一片清明与决断。
“方虎。”
“在！”
“立刻派人，去请岳飞岳元帅、张猛张将军过府议事。要快。”
“是！”
约莫半个时辰后，岳飞与张猛先后踏着夜色细雨，来到了枢密院签押房。两人皆未着甲，岳飞一身青色常服，面容沉静，唯有眼中偶有精光闪过，显出不凡气度；张猛则依旧是那副彪悍模样，哪怕穿着便服，也掩不住浑身的草莽锐气与历经大海风浪锤炼出的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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