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默然。他虽久居深宫，但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只是以往或被蒙蔽，或无力改变。
“所以，陛下问臣，‘立宪’与之何干？” 陈太初目光灼灼，“立宪之要义，首在‘限权’与‘明责’。将君王、朝廷、官府之权力，框定于律法、章程之内。陛下试想，若君权、相权、官权皆有法度可循，不得恣意妄为，那么，下至州县胥吏，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盘剥小民么？朝廷征一文税，地方就敢加收三文‘火耗’、‘脚钱’的乱象，是否可稍戢？此其一。”
“其二，在于‘分利’与‘均富’。” 陈太初语气愈发坚定，“臣所要的新政，非是要夺富济贫，更非杀鸡取卵。臣要的，是让天下人，尤其是最多数的农人、工匠、小商贩，能凭自己的劳作，获得一份足以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官府之职，在于制定并执行清晰、稳定、合理的税赋政策，在于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抵御天灾、维持公平市易，在于为百业有序进行提供保障，而非与民争利，更非盘剥百姓以自肥！”
“以农为本，此乃国本，臣无异议。然农之苦，在于看天吃饭，在于产出有限。故需以商通有无，以工增其利。待工商渐盛，财富渐增，则需以商之利，反哺于农。譬如，可设‘常平粮储’，丰年以略高之价收农人余粮，歉年以平价或赈济售出，平抑粮价，保障农人生计。可以商税之部分，专项用于修筑各地河渠、陂塘，增强抗灾之力。可鼓励工商之家，投资于新式农具、良种培育，提高农事效率。如此，方是以工补农，以商哺农，而非一味抑商，或任其盘剥农人。当然，此乃长远之策，眼下，当以赈灾、安民、恢复生产为第一要务。”
赵桓听得入神，眼中迷茫渐去，思索之色渐浓。这些理念，与他自幼所学的圣贤之道、帝王之术，颇有不同，但细细思量，却又觉得切中时弊，直指要害。
陈太初见其意动，趁热打铁，继续勾勒他心中的蓝图：“至于朝廷之架构……臣以为，可在现有三省六部、台谏之基础上，加以厘清、革新。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
“司法、行政、监察（执法）之权，需相对分离。譬如，刑部、大理寺掌司法审断，但侦缉、提拿之权，可另设独立之机构作为监察。地方州县之行政长官，不得随意干预司法。此为司法独立之雏形，以防权大于法，屈打成招。”
“行政之权，亦需分层、分事。中央之政事堂总揽国政方针，各部分司其职。地方则需明确州县长官之权责，并设相应之佐贰官、曹司进行分权与监督，防止一人专权，欺上瞒下。”
“监察之权，除现有御史台、谏院风闻奏事、纠弹百官外，更需强化其巡查地方、审计钱粮、接受民诉之权能，且监察官员自身亦需受监督，形成制度。”
“而最高之裁决与协调机构，臣以为，可设一‘国事会议’或‘最高资政院’。其成员，不全由陛下钦点，亦不全由朝臣推举。可由各地推选之‘民代表’、商会公推之‘商代表’，与朝廷指定之‘官代表’，三分其一，共同组成。凡涉及国计民生之重大政策、法令、税赋调整，或遇有各部、地方权责不清、争执不下之事，皆可提交此会议审议、协调、裁决。陛下您，为国家元首，可为此会议之最终裁断者或召集人、主持人，但具体政令之施行，需经此会议议定程序，以昭公信，防专断。地方州县，亦可仿此设立相应之‘民情咨议会’，使地方耆老、士绅、商贾、乃至有德行之农人，皆有渠道反映民瘼，监督官府。其中，农人代表之比例，断不可低于三成！盖因天下百姓，十之七八皆为农人也！”
“至于代表如何推选，任期几何，权限若何，此皆为具体细则，可容日后召集贤达，详细议定。然其根本原则，在于让不同阶层之声音，皆有上达天听、影响决策之可能，在于打破少数人垄断议政之权，在于防止政策一味偏向权贵豪强，而罔顾亿兆黎庶之生死！”
陈太初一口气说了许多，停下略作喘息，目光炯炯地看着赵桓。赵桓早已听得心潮起伏，面色变幻不定。这套构想，简直是对他过往认知中“君权神授”、“乾纲独断”理念的彻底颠覆！让那些田舍郎、操持贱业的商贾，甚至是那些他平日里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农夫，居然能与朝廷命官，甚至与他这个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共商国是”？这……这简直是亘古未有之奇谈！
但，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却在隐隐告诉他：或许……这正是解决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宿命的一剂良方？或许……这正是避免“官逼民反”悲剧重演的根本之道？父皇的悲剧，汴梁的血火，难道不正是因为上下壅塞，民情不达，权贵恣意，最终导致矛盾总爆发么？
“陛下，”陈太初声音放缓，但更加恳切，“我大宋，是有史以来最为富庶的朝代。我们有世上最多的人口，最肥沃的土地，最发达的商贸，最精巧的技艺。这份富庶，不应只养肥了汴梁、杭州等地的朱门大户，不应只堆砌在达官贵人的库房里发霉，更不应成为下一次动乱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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