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兰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点了点头，“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要去想‘观众’，去想‘人’。”
杨简看了他一眼，眼里多了一丝欣赏，“对。‘观众’是一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你越想讨好他们，越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人’是具体的，是你自己，是你身边的人，是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你相信这个故事能打动你自己，它就一定能打动其他人。”
多兰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咀嚼这几句话的分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演员的指导。你过往的作品里，那些演员——每一个人都是和你不同风格的演员。你是怎么让他们统一在你的体系里的？我拍《我杀了我妈妈》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演员的状态不统一，有些人偏写实，有些人偏戏剧，像两条不同的轨道。”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杨简反问。
多兰想了想，“可能是我给他们的指导不一致？或者是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
“泽维尔，”杨简打断了他的自我检讨，“你有没有试过，不给指导？”
多兰又愣了一下，“不给指导？”
“我是说，不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演’。”杨简说，“而是告诉他们‘这个人是谁’，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找。每个演员进入角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需要大量的背景故事，有些人需要情感的支点，有些人只需要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抓住人物的核心。你的任务不是告诉他们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哭、怎么笑——那是导演的工作，但不是最核心的工作。你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环境，一个安全的不被评判的环境，让他们敢于把自己最脆弱的部分拿出来。”
多兰的眼睛越来越亮，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
“就像马上要放映的这部《寄生虫》，瞧见没，”杨简对着梅雁芳的方向示意，“那位演员叫做梅雁芳，她在《寄生虫》里演一个母亲，她跟我说，她找到这个人物的关键是‘疲惫’——一个为了家庭耗尽一切的母亲，她的眼神里应该有那种‘我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活过’的疲惫。这不是我告诉她的，是她自己找到的。还有那边，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张国榕，他找到的关键词是‘笑容’——他的角色用笑容来掩饰一切，讨好、恐惧、算计、绝望，都用同一种笑容来掩饰。这也是他自己找到的。”
“所以你信任他们。”多兰说。
“对，我信任他们。我把角色交给他们，像把一把剑交给一个剑客——我相信他们会用好它。”杨简顿了顿，又说，“但你也要知道，信任不是放任。我会看，会观察，会在他们偏离轨道的时候轻轻拉回来。但这个‘轻轻’很重要。你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纠正他们，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在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可能性。”
多兰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低着头，看着自己交叉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像是在思考什么很深的问题。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越来越大，但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杨，”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有了一种和刚才不一样的光，“谢谢你。”
“不客气。”杨简说。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多兰说，语气突然变得轻松了一些，嘴角微微上扬，“你紧张吗？今天？”
杨简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就在这时，大厅的灯光开始暗下来，深红色的幕布缓缓拉开，银幕亮起。观众席上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两千三百人同时安静下来，那种安静本身就有一种庄严的重量。
杨简在黑暗中微微侧头，对多兰说了四个字——
“不紧张。我信任我的作品，但同时我信任这群观众。”
另一边，张国榕、刘得桦、宁静、胡鸽、舒倡、韩佳女等人也陆续入座。他们的座位排成一排，就在杨简的左右和身后。
大厅里的灯光开始暗下来，观众席上的交谈声渐渐平息。穹顶上的水晶吊灯缓缓熄灭，只留下舞台两侧的壁灯发出微弱的光芒。巨大的银幕从天花板上缓缓降下，白色的幕布在灯光下像一面等待被书写的墙壁。
杨简靠在椅背上，深吸一口气。
他看过这部电影无数遍了。在剪辑房里，在混音棚里，在调色室里——他看过每一个版本，每一个剪辑，每一个混音，每一个色彩调整。他知道每一个镜头的长度，每一句台词的节奏，每一个音效的落点。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他将和两千三百个认识或者不认识的陌生人一起，重新看这部电影。他们不知道故事会怎么发展，不知道人物会怎么选择，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他们将用最纯粹的、最原始的、最未经修饰的目光，来审视这部电影。
这种感觉，每一次都让他觉得很奇特。
银幕亮了。
第一个镜头：一扇半地下室的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进来，但只能照到窗台的下沿，上面一半被地面遮挡，只能看到行人的脚和车轮。镜头缓慢地推进，穿过窗户，进入房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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