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电影院，就在我们通往学校的路边，再往前走两百米，就是供销社，而电影院旁边就是邮政所，背面是牛羊交易市，正前面有一条小巷子，下去之后就是河坝，那里是卖菜之类的。
而那个卖菜的地方之前是一个码头，叫做幺泗滩。
电影院是一座很大的建筑，青砖到顶，正面是水刷石墙面，高高地耸立着。
大门上方五个红色大字——“X北电影院”，是用水泥塑的，刷了红漆，日晒雨淋，漆皮一块一块地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底色，像一张褪了色的脸。
电影院能坐一千多人。
椅子是木制的，翻板的那种，一坐下就“啪”的一声响。前排和后排之间的间距很窄，腿长的坐着憋屈。地面是斜坡的，从前到后一点点抬高，最后一排已经快到二楼的高度了。
银幕巨大，白色幕布上常有几块深色的补丁，是放映员用胶布粘的。放映机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窗口里，两道白光从窗口射出来，越过几百个黑压压的脑袋，打在银幕上。放映员换片的时候，白光消失，银幕上出现一片密密麻麻的雪花点，嗡嗡响，比电影还让人着急。
那时候，看电影是镇上最大的娱乐。
每逢新片上映，电影院门口就热闹得像赶集。
售票窗口小小的，只够伸进去一只手，外面的人挤成一片，胳膊架着胳膊，脑袋挨着脑袋，喊着要票。
黄牛在人群里穿梭，手里的票捏成扇子状，一张能加价好几毛。有人买不到票，就蹲在电影院门口等，等开场以后，再花几毛钱从检票员眼皮子底下溜进去。
我爹带我去看过几场。
后来电影院关门了。
关得很突然。
某一天路过，大门上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通知，说是“因故暂停营业”。停了就没有再开。
那把大铁锁，锁了整整好几年。
再后来，电影院搬到了镇西头一栋楼的一楼。
那是以前的一个仓库，面积不到老电影院的五分之一。椅子换成了一排排塑料凳，银幕就是一块卷帘布，放映机支在外面。音效差，画面也糊。
可我们还是去看。
没地方去嘛。
老电影院关之前，学校组织过一次活动，去那个新地方看表演。不是电影，是文艺演出。有歌舞，有小品，还有杂技。
我记不清那次演出的具体日子了。
只记得是冬天，天很冷，我们都穿着棉袄，排着队从学校走过去。
路上有同学打闹，被班主任方老师骂了一顿：
“排好队，像什么样子！”
表演的节目，大多忘了。有一个小品，印象深刻。
小品讲的是过年的事。
一个老头，大年三十晚上，端着一盆洗脚水要往外倒，老太太一把拦住他：
“不能倒！不能倒！大年三十往外倒水，就是把财倒出去了！”
老头说：
“那这盆洗脚水怎么办？”
老太太说：
“搁屋里，明天早上再倒。”
老头说：
“搁屋里？这一屋子脚臭味，怎么过年？”
老太太说：
“那你喝了呗！”
全场哄堂大笑。
我们小孩也跟着笑，其实不太懂笑点在哪里。
只觉得那个老头好可怜，洗脚水还得喝。
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个小品的深意。
它讲的不是倒不倒水，而是中国人对“年”的敬畏。
那些规矩——大年三十不倒水、不扫地、不说不吉利的话——看着是迷信，其实是心气儿。
一年忙到头，不就图个吉利吗？
从那以后，我家过年也注意起来了。
倒不是刻意讲究，是觉得那样更有“年味”。
我妈有几天还要郑重其事地跟我爸说，三十晚上水不能往外倒。
我爸撇撇嘴说：
“讲了几年了，还能不记得？”
我姐在旁插嘴说：
“妈，去年大年初一你头件事就是扫地。”
我妈哦了一声，再不作声。
年味儿就在这些絮叨里，一点一点地浓了起来。
那次演出，还有一件让我“开了眼”的事。
我们班主任李老师，就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
他是来维持秩序的，怕我们乱跑。
可演出开始以后，他旁边多了个人——一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红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她坐在李老师旁边，两人挨得很近，肩膀几乎碰着肩膀。李老师侧着身子跟她说话，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平时上课那种严肃，也不是批评我们时那种恨铁不成钢，而是……
怎么说呢，有点傻，有点紧张，有点藏都藏不住的笑。
那姑娘说了什么，李老师就笑，笑完了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们班的几个女生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来了。
演出结束后，她们叽叽喳喳地议论：
“李老师谈恋爱了！那个女的肯定是他对象！”
“真的假的？”
“真的！我看见他俩手碰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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