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路霸”这个词，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大概没什么概念。
他们出门有高铁、有飞机，手机扫码支付，连钱包都不带。
别说路霸了，小偷都快绝迹了。
可在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时候，出门打工的人最怕两件事：一是怕拿不到工钱，二是怕路上被抢。
工钱的事，看命；被抢的事，看路。
而有些路，你明知道危险，还得硬着头皮走。
HL，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HL不是地名，是一个省的简称。
那地方的人，在全国人民嘴里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骗子多。
这话当然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可在那个年代，这种歧视是有现实基础的。
据说HL某县某镇，整条村都靠“吃公路”为生。
什么叫“吃公路”？
就是在公路上抢劫过往车辆。那时候没有高速，国道省道是主要的交通动脉，长途大巴来来往往，乘客身上带着现金，那就是移动的肥肉。
我表哥大军，就撞上过这种事。
大军是我二舅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九几年的时候，他跟着村里几个人去江苏打工。那会儿打工的工资，一个月能挣上千块，比在老家种地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们干了一年多，攒了不少钱。
过年要回家，很多时候都买不到火车票——不是不早点买，而是太紧张了，排几天都可能买不到。
那时候火车票难买，黄牛票贵得离谱，一张硬座能炒到原价的好几倍。大军他们算了算，几个人加起来，光车票钱就要花掉小半个月的工资。
“坐大巴吧。”
有人提议。
大巴便宜，虽然慢一点，但能直接到县城，不用转车。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经过HL。
“HL那地方，听说不太平。”
同行的大表哥说。
“怕啥？咱们七八个大老爷们儿，还怕几个毛贼？”
大军年轻气盛，不以为然。
大表哥是过来人，跑过好几年江湖，知道深浅。
他说：
“不是毛贼，是路霸。人家手里有家伙，你敢动？”
“什么家伙？”
“土枪。砍刀。铁棍。你想有啥就有啥。”
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大军拍板：
“小心点就是。钱分开放，别搁一处。他们总不能把我们扒光了吧？”
于是大家开始分钱。
大军的钱最多，一年下来攒了八千多块。
在当时，那是一笔巨款——够在老家盖三间大瓦房了。
他把钱分成四份：最大的一份塞在内裤里，用针线缝了个小口袋；一份揣在上衣内侧的暗兜里；一份塞在鞋垫底下；还有一份零钱，放在外衣口袋里，万一遇到拦路的，就把这份交出去“买路”。
“够聪明的。”
大表哥还夸了一句。
大军嘿嘿一笑：
“听人说的。”
大巴是从江苏某市发出的，终点是川南某县城。
车上坐着四五十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军他们七个坐在最后几排，把行李堆在过道里。
车子晃晃悠悠地开了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车厢里安静下来，大部分人都睡了。
大军没敢睡，大表哥也没睡。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撩着窗帘一角往外看。窗外黑黢黢的，偶尔闪过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照出路边的白杨树，一棵一棵，像站岗的哨兵。
“到哪了？”
大军小声问。
“快了。”
大表哥说，
“到HL地界了。”
大军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摸了摸暗兜，硬硬的，还在。
又感觉了一下内裤里那一沓，硌得慌，但踏实。
凌晨两点多，车子拐进了一条不太宽的公路。路两边是黑压压的农田，偶尔有几间低矮的土坯房，没有灯光。
司机忽然把车速降了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
“别睡了，都精神点。”
车上的人被这一声惊醒，迷迷糊糊地四下张望。
大表哥低声说：
“来了。”
话音刚落，前面的路中间，横着一棵大树。
树干不粗，但足够挡住整条路。
司机刹住车，按了两声喇叭，没人应。
又等了一会儿，路边忽然亮起几束手电筒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下车！下车！”
有人拍着车门喊。
司机没开门。
那人就用什么东西砸车门，咚咚咚，声音很大，像砸在每个人心上。
“开门！不开门老子砸玻璃了！”
司机无奈，把车门打开了。
先上来了两个人，都是男的，三四十岁，穿着军绿色的大衣，手里提着手电筒。
紧接着又上来好几个，一共大概十个，有的拿着砍刀，有的拿着铁棍，还有一个——大军的瞳孔猛地一缩——那个人腰间别着一把枪。
土枪。
枪管不长，用布条缠着握把，黑黢黢的，在手电光里反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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