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镇上那个粮站，这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的地方。
小时候，每到夏天收粮的季节，我爹就会把我从睡梦中拽起来。
天还没亮，露水还挂在草叶上，生产队的晒坝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板车、箩筐、麻袋，一溜儿摆开，像一条灰扑扑的长龙。空气里弥漫着新粮的香气，混着汗味和牛粪味，说不上好闻，但有一种踏实的、属于土地的味道。
我爹把板车往队伍里一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交粮的数目。
他看了又看，生怕看错了。
我娘在旁边嘀咕：
“少交点吧，咱家也不宽裕。”
我爹瞪了她一眼：
“少交？上面有数呢，少了去补？”
那时候交公粮，是有指标的。
每家每户按人头、按田地，算出该交多少。
多了不退，少了要补。
补的不是钱，是粮。
粮从哪儿来？
从嘴里省。
所以我们家每年都要交两次粮。
一次是夏粮，小麦；其次是秋粮，稻谷。
每次交粮，我爹都要提前几天把粮食晒了又晒，扬了又扬，恨不得一粒一粒地拣过。
可到了粮站，还是免不了一顿折腾。
粮站的人，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是“官老爷”。
他们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拿着一根铁签子，往麻袋里一插，拔出来看看上面的粮食，又放在嘴里嚼一嚼，然后面无表情地说：
“潮了，拿回去晒。”
“潮了”两个字，轻飘飘的，可对种地的人来说，重得像一座山。
晒了一整天的粮食，他们说潮就是潮。
你跟他理论？
没用的。
他们手里有权力，你要是不服气，嘿，他一句话：不收。
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爹有一次急了，说：
“我这粮食晒了三天了，太阳毒得很，怎么还潮？”
那个收粮的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我爹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手捏着麻袋口，指节都白了。
我娘拉了他一下，低声说：
“算了算了，拿回去再晒晒。”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粮站门口的晒场上，把几百斤小麦重新摊开，在烈日下晒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爹蹲在粮站门口的大槐树下抽烟，一口接一口，烟头明灭，像他心里的火。
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爹一直让我们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农村的动力了吧！
后来，粮站更是引进了新设备——一台大功率风簸箕。
这是我从小对于电气化时代的恐惧。
那设备，风一吹，瘪的、轻的、夹杂的草屑，统统吹出去，只留下饱满的粮食。
风太大了，好粮瘪粮一起吹，吹出去的比留下的还多。
我爹心疼得直跺脚，可又不敢发作。
粮站站长站在旁边，背着手，面无表情。我爹扛着空麻袋出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麻袋往板车上一扔，闷头往回走。
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的后背被汗水湿透了，肩膀上的皮晒得通红，一层一层地掉。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别种地了。
可我爹说：
“一辈子农民，不种地？我们吃啥？”
“你不是有技术吗？出门打工挣钱比种地强啊？”
我说道。
“是，但是我走了，这些庄稼你娘一个人弄不过来，还有你们两姐弟，以后咋整，我一走就是一年，那你们在家有个什么事儿？都没有人撑腰不是。”
“您在家，也不一样，只是换个人来欺负咱而已。”
“唉，这好歹剩下的，还能吃，还能喂鸡喂猪不是。”
粮站的位置，在镇子东头，离清水河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为了不被洪水淹着了。
院子很大，足有四五亩，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
大门是铁栏杆焊的，刷着绿漆，门楣上写着“XX镇粮站”四个大字，红漆已经斑驳了。
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比进士村桥头那棵还粗，三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老人们说，那棵树是清朝时候种的，几百年了。
槐树下有一口井，井水冰凉爽口。
交粮的人排队排累了，就去井边打水喝。
粮站的人不让，说井水是他们的。可排队的人不管，你一瓶我一壶，打了就走。后来粮站的人索性把井口用铁皮封了，只留一个小口，够抽水机管子伸进去。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喝过那口井的水。
粮站的仓库是一排青砖大瓦房，屋顶很高，窗户开在接近房顶的地方，里面堆满了麻袋，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堵墙。
仓库里常年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味和粮食混合的特殊气息，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闷得慌。
每到收粮的季节，仓库外面的晒场上就挤满了人。
板车、牛车、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停着。
晒场边上搭了一个凉棚，棚子里有几条长凳，供排队的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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