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凳子太少，大部分人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自己的箩筐上。
孩子们在晒场上追逐打闹，被大人们呵斥。
那时候，粮站就是小镇的中心。
它的地位，比现在的超市、商场还要高。因为它是公家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收粮的人穿戴整齐，胸前别着徽章，说话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而交粮的农民，灰头土脸，低声下气。
这种不对等，在那个年代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爹每年交完粮回来，都要坐在堂屋里喝闷酒，拍着桌子骂：
“老子种地种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看他们的脸色！”
骂完了，第二天照样早起，照样把粮食拉到粮站，照样赔着笑脸递烟。
这就是日子。
那场大火，发生在九几年的秋天。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那年我刚上初中，秋收已经结束了，交粮的忙碌也过去了，粮站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留守的工作人员。可那天夜里，那场火，烧得整个镇子都亮了。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写作业。
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我娘在屋里缝补衣服。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吵嚷声，接着有人拍我家大门：
“快起来！粮站着火了！”
我爹扔下斧头，拉开门就往外跑。
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扣扣子。
到了镇上，看到粮站方向冲天的火光，红彤彤的一片，把半边天都烧透了。空气里飘着一股焦糊味，呛得人嗓子发紧。
等我们跑到粮站门口，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
火舌从仓库的窗户里往外蹿，舔着屋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屋顶的瓦片被烤得炸裂，一块一块往下掉，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院子里那棵大槐树，树枝被烤得卷曲了，叶子在高温里打蔫，有几根小的枝条已经着了火，像一根根点燃的蜡烛。
粮站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工作人员正在往外搬东西——不是粮食，是账本和办公用品。
粮食太大了，搬不动，也来不及搬。
站长站在门口，脸色煞白，对着救火的人喊：
“别靠近仓库！里面全是粮食，烧起来就完了！”
可火已经烧起来了。
最先着火的是西边那间仓库，紧挨着配电室。
后来听说是电线老化，短路打了火，引燃了堆在墙角的一堆麻袋。麻袋是黄麻的，干燥易燃，一点就着。等值班的人发现时，火已经烧上了房梁。
镇上的消防队来了。
说是消防队，其实就是一辆老旧的消防车，十几个消防员，加上一些编外人员。
水管接上了，可水压不够，水柱只能打到仓库的外墙，够不着房顶的火。
站长急得直跺脚：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
有人提议从井里抽水。
可井口被封了，只有一个小口，抽水机的管子伸不进去。几个年轻人找了锤子、钢钎，几下把铁皮砸开了。井口露出来，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消防员把水管直接插进井里，启动水泵，水终于能打上去了。
可火太大了。
火苗从仓库的天窗里蹿出来，在半空中跳着舞，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魔鬼。
热浪滚滚，逼得人不敢靠近二十米以内。烧焦的粮食味越来越浓，夹着一股说不出的刺鼻味——有人说是粮食受热后产生的气体，吸多了会中毒。
站长让围观的人退远些，不要靠近。
可没人听他的。
大家都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何帮起。
有人提着桶去接水，一桶一桶地往火里泼，那点水浇上去，连个响动都没有，就被蒸发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火没救了的时候，粮站的张会计忽然冲了进去。
张会计叫张德贵，四十来岁，瘦高个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平时文文静静的，说话慢条斯理。
他在粮站干了快二十年，对仓库里的每一袋粮食都清清楚楚。
可谁也没想到，他今天会做这么冲动的事。
他冲进去的时候，头上顶着一床湿棉被，手里还提着一桶水。
他猫着腰，沿着仓库的墙根往里面跑。
有人在后面喊：
“张会计！你不要命了！”
他头也没回。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救人的。
仓库里面，还困着一个人——粮站的临时工，姓李，外号“老李头”。
老李头是个孤寡老人，六十多岁，腿脚不好，平时就在粮站看门、打扫卫生。
着火的时候，他正在仓库里面睡觉。
也许是被烟呛醒了，也许是根本没醒，反正等大家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
张德贵跟老李头关系好，两人常在一起下棋。
火着起来的时候，张德贵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李头。有人说老李头可能回去了，有人说他没出来。张德贵不管，他要去看看。
他顶着湿棉被，在浓烟和烈火里摸索着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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