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东兴区的老人，这里以前叫什么，他们可能会愣一下，然后眯起眼睛想一想：
“叫……挂榜山？对对对，挂榜山。以前那山上啊，有一块大石头，平平的，像块榜文挂在那里。说是谁要是能在那石头上看见自己的名字，这辈子就能中进士。”
这话听着玄乎，但是在明朝之前，东兴这地方还真出过不少进士、状元。
县志上白纸黑字写着呢，哪年哪月，谁谁谁中了第几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那会儿挂榜山下的沱江，然后清流河的水流入沱江，一起涌入大海。
那时的东兴盛产两个东西：一个是蜜饯；一个是白糖，到了民国时期，达到了鼎盛。
码头上，船一艘接一艘，运米的、运盐的、运布匹的，热闹得很。
河里还产鲢鱼，还有巴掌大的鲫鱼，那鱼肚子是金色的，本地人叫“金鲫”，据说就是金鸭子的子孙。
可后来，鞑子入关了。
关于鞑子为什么要来挖金鸭，说法有好几个。
有的说，是鞑子的钦天监夜观天象，发现西南方向有王气，七只金鸭盘踞，保着这一方文运鼎盛。若不把这王气破了，汉人迟早要反。
于是鞑子皇帝派了一队精兵，星夜兼程，来挖金鸭。
也有的说，是一个汉奸告的密。
那汉奸本是东兴人，考了好几次也没中个秀才，一气之下投了鞑子，把金鸭的秘密和盘托出，就为了换一官半职。
不管哪种说法，反正鞑子是来了。
他们先在挂榜山周围挖了六个大洞，每一个都深不见底。挖了整整一个多月，挖出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可连根鸭毛都没见着。
领头的鞑子军官恼了，把那些挖洞的民夫鞭打了一顿，喝令继续挖。
第七个洞，他们选在了沱江拐弯的地方——就是后来的沱江大桥所在的位置。
那里水势平缓，江上长满了树，以前两岸的人都是走浮桥，而两边树木葱郁，后来70/80年改成了森林公园，后来又砍了树，改成了广场。
所以很多人并不记得了，之前每年春天，野鸭子都会在那里下蛋。
鞑子挖到第七个洞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正是三月三，当地人有祭河的习俗。民夫们跪在河边烧纸磕头，鞑子不让，一脚踢翻了香案。
一个老民夫哭着说：
“你们这是要遭天谴的啊，金鸭是这一方的命脉，你们挖不得啊！”
鞑子军官拔刀就砍。
刀还没落下，天忽然黑了。
不是傍晚那种黑，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像一口大锅扣了下来。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沱江水水倒卷而上，形成一面水墙，足有三丈高。那水墙里，隐约传来鸭子“嘎嘎”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尖锐刺耳。
然后，一道金光从第七个洞里冲了出来。
不是一只，是七只。
金色的鸭子，每一只都有家鸭那么大，通体发光，翅膀一展，满天金霞。它们顺着清流河往南飞，飞过挂榜山，飞过进士村，一直飞到了长江上，然后消失在天际。
金光散尽，天亮了。
鞑子军官和那些士兵，有的被水墙卷走了，有的瘫在地上，浑身发抖。倒是那些民夫，一个都没事。
从那以后，东兴就再没出过进士。
挂榜山上的那块大石头，也慢慢裂开了，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再也看不出谁的名字。
有人说，金鸭飞走了，文运也带走了。
也有人说，七只金鸭只飞走了六只，还有一只留了下来，藏在大地的深处，等着有缘人。
可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谁也说不准。
时间到了清朝中叶。
这一年，幺泗滩，就是沱江一个支流，清流河旁边的一个叫进士村的村里，出了一个人物，姓王。
至于名字，估计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但在当时，那可是响当当的。
听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三甲及第。他为人刚直，看不惯官场的阿谀奉承，更看不惯那些洋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
在官场排挤的他，愤而辞官，回乡那天，没有轿子，没有随从，就骑着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两只木箱，一只装书，一只装换洗衣服。
路过沱江的时候，忽然起了风，河水翻涌，浪花拍岸。
牵驴的仆人吓了一跳：
“老爷，这河怕是过不去了。”
陈广文下了驴，站在江边，看着滚滚江水，沉默了好久。
然后他转过身，对着挂榜山的方向，整了整衣冠，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仆人不解：
“老爷，您这是……”
“我在给这片土地赔罪。”
他说，
“我王X无能，没能为朝廷守住国门，也没能给家乡增光。如今回来，无颜面对父老。”
仆人不说话了。
后来，他在进士村里住了下来，开门授徒，教书育人。他的学问好，名气大，方圆百里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一时间，进士村里书声琅琅，倒比他在京城做官时还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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