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所以，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实际，并且通过反复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之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将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客观事实，最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首先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单纯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其次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所以这种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以这种方法来解决，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能缺少的。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儿，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即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半途而废，也就是无法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普遍。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被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这些动机有的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有的由于它们是非常偶然的和短暂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而，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成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向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于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很多原因共同产生的，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如果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搞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不是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曾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究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让别人信服，别人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引起争论，得不出任何结论，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假如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可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必须追溯到底。常常这样，着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但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只得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很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假如不借助合理的理论，它不可能是让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也就是说是不能让人获得教训的。
可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可能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应该指导批判活动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并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通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相反，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根本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规则。原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就越缺乏普遍性。这些东西原本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将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而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可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当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又比如，理论上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只要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武断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二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而言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没必要重新确定了。理论上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能使用，所以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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