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目的是探讨原因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十分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无法合理地和有条不紊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比较大的胜利，然而获胜的把握比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目的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如此，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假如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假如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跟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混淆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很容易的。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能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同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因而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让最终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肯定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但以凭借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并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验证，这样，对一连串互相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一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显然，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所以，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或许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常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进行的，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显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情况和力量就越多。因而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别的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自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别的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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