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崭新的步枪生产线上，黄澄澄的弹夹在传送带上列队前行，机械臂精准地将一个个零件组装起来。穿着深蓝色工装、满脸油污的工人们全神贯注，他们中有从奉天、沈阳调来的老师傅，有在本地紧急培训的青年学徒，甚至还有一些沉默寡言、技术娴熟的苏联面孔。经过改进的“三五年式”步枪，带着特有的钢蓝光泽，一支接一支地从流水线末端下线，被迅速检验、涂油、装箱。木箱上刷着不易辨认的代号和编号，被叉车运往深邃的仓库通道。
在更加戒备森严的深处，巨大的厂房里回荡着焊枪的嘶鸣和锻锤的撞击声。这里没有流水线，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手工作坊与试验场的结合体。几辆外形粗犷、棱角分明的钢铁造物停在厂房中央，车体上还裸露着铆钉和未喷漆的钢板焊缝。那是基于获得的苏联T-26坦克部件，结合自身理解拼装、改造的“试验型”战车。工程师们围在周围，用卡尺测量，在本子上记录，激烈地争论着什么。空气灼热，混合着柴油和金属高温的气味。
厂房的另一端，高高的棚架下，是飞机的骨架。伊-15双翼机和伊-16单翼机的部件散放在特制的架子上，苏联专家穿着连体工装，正在指导华夏技术人员进行组装。银色的铝蒙皮在灯光下反着光，巨大的螺旋桨静静躺在一旁。对于几乎从零开始的华夏航空技术来说，这里组装起来的每一架飞机，都无比珍贵，它们是未来天空的种子，尽管这种子现在还异常脆弱。
每一个走出车间的人，无论工人还是技术员，脸上都带着倦色，但眼睛里都烧着一团火。他们知道自己在铸造什么。配给的食物不算丰盛，但能吃饱。车间里贴着标语：“多生产一杆枪，前方少流一滴血！”“为了南洋的新生！” 广播里定时播放着新闻和激昂的乐曲。一种混合着极度疲劳、高度紧张、以及莫名亢奋的情绪，在这里弥漫。这是锻造的熔炉，不仅锻造武器，也在锻造一种新的、紧绷的集体人格。
仰光，伊洛瓦底江畔。曾经殖民者的俱乐部、海关大楼依然矗立，但街道上飘扬的旗帜已经换了式样。新建的工业区位于城市东北郊，高大的烟囱开始吐出黑烟，虽然还谈不上浓密，却是一种全新的象征。仰光火电厂一号机组的涡轮轰鸣着，将电力送入电网，一部分供给仍在修复中的城市，一部分输往新兴的工厂。
水泥厂旋转窑缓缓转动，生产出灰白色的粉末；机械厂里，车床切削着金属，发出尖锐的嘶叫。这里的规模和技术远不能与柳州相比，生产的也多是比较初级的产品——水泥、简单的机床配件、手榴弹壳体、被服鞋袜。但意义非凡。来自北方的技术员和本地招募的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靠着简单的中文、手势和图纸交流。夜晚，工棚区会开设识字班和技术夜校，汽灯照亮着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庞，他们用生硬的腔调跟着念：“车床……图纸……公差……革命……”
生活依然艰苦。粮食定量供应，蔬菜肉类稀缺，住房拥挤。但相比于殖民时代朝不保夕的种植园劳工或码头苦力，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份能糊口养家的配给、以及一种“自己在建设新东西”的模糊希望，让一种奇异的平静维持着秩序。当然，这种平静之下，是无所不在的宣传标语，是频繁的集体学习，是工人纠察队警惕的目光，是任何异议都会迅速消失的压抑。这是一种在瓦砾上建立的新秩序，粗糙，生硬，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感，像水泥一样，正在慢慢凝固。
曼谷，大王宫的金顶依然在热带阳光下闪耀，但权力的重心已经转移。在南方军委顾问团的“指导”下，披汶和披集亲王领导的“国家拯救委员会”推行着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改革。旧王室的徽记被从政府建筑上铲除，换上了新的旗帜和标语。报纸充满了对“新暹罗”的赞颂和对旧势力的抨击。南方军委提供的武器——日式步枪、机枪、迫击炮——源源不断运抵，装备着正在接受整编的“暹罗国民军”。华夏教官和政委的身影出现在军营的每一个角落，从队列训练到政治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支军队的血肉与灵魂。
经济上，一场静悄悄的征服也在进行。暹罗丰产的稻米、珍贵的橡胶、优质的锡矿，被纳入一个名为“南洋联合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机构管辖。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由暹罗人和华人共同组成，实际的控制力来自南方军委派出的经济专家。稻米不再能自由出口，橡胶和锡矿的定价与销售渠道被牢牢掌控。作为交换，暹罗得到的是急需的工业品、药品，以及更多的武器装备。旧贵族和商人们私下里怨声载道，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蚀。但任何试图组织的反抗，都会遭到披汶政权毫不留情的镇压，而披汶的背后，是南方军委若有若无、却令人心悸的支持。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正在形成，用经济和枪杆子编织的绳索，比任何条约都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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