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传阅完毕，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寂，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报告的分量——它不仅仅是一份调查报告，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改革倡议书和立法请愿书！
终于，一位来自政法大学、以严谨保守着称的刘教授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推了推眼镜，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质疑：
“同伟同学的调研很辛苦，资料也很详实，这一点值得肯定。”他先扬后抑，话锋一转，“但是，这份报告的核心结论——要求授予鹏城立法权，我认为值得商榷，甚至有些……危险。”
他环视一周，继续道：“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各地情况确有不同，但可以通过执行国家法律、制定实施细则或请求全国人大、国务院进行特别授权来解决具体问题。轻易开地方立法这个口子，会不会导致法制割裂？会不会出现‘一地一法’，破坏国家法制的严肃和统一？再者，特区的改革本身就是在探索，很多做法还不成熟，仓促将其上升为法律，万一方向错了怎么办？岂不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了错误？”
刘教授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传统法学者的担忧，即强调法制统一高于一切，对地方立法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
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来自人民大学的张副教授接口了，他的质疑更侧重于现实操作层面：
“即便理论上可行，操作起来也困难重重。深圳现在连人大都没有，立法机关缺位，谁来立法？就算将来有了人大，其立法人能力、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如何保证？制定出来的法规质量能否达到要求？会不会与上位法冲突？这些问题不解决，盲目授予立法权，可能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出新的、更棘手的法律冲突和混乱。”
特区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副主任也表达了忧虑，他的角度更实际：“改革需要灵活性，政策相比法律而言，调整起来更快。如果事事都要立法，会不会捆住我们改革的手脚？而且，立法过程漫长，可能法律还没出台，实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特区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律跟得上吗？”
面对这些连珠炮似的质疑，祁同伟没有立刻反驳，他安静地听着，目光沉静。李为民也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乎在权衡思考。
等到几位主要质疑者都发表了看法，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祁同伟，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些老成持重的反对意见。
祁同伟深吸一口气，向前微微迈了一小步，他的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坚定，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力量：
“感谢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对于各位老师担忧的法制统一问题、立法能力问题以及法律滞后性问题，学生在做这篇报告时，也反复思考过。我想就此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他首先看向刘教授：“刘老师担忧法制统一，学生非常理解。但学生认为，法制统一并非意味着法律的一成不变和机械适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异巨大，特别是经济特区，承担着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使命，其遇到的问题具有超前性和特殊性。国家立法往往需要兼顾全局，周期较长，难以完全满足特区迫在眉睫的法治需求。”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凝重：“正如报告中列举的案例，无法可依的状态正在让改革付出代价——投资者的疑虑、国有资产的潜在流失、劳工权益的受损、城市治理的混乱……这些代价是真实的，每天都在发生。授予特区立法权，不是在破坏法制统一，恰恰是在维护法制的基本原则——‘有法可依’。这是在国家法律难以覆盖的领域，进行必要的、局部的补充和探索，是为最终的国家统一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好比大军作战，需要先锋探路，特区的立法探索就是法治建设的‘先锋’。”
接着，他转向张副教授：“张老师担心的立法能力和质量问题，非常中肯。特区确实面临立法机构缺失和经验不足的现实。但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我们可以建议，在授权的同时，明确要求特区建立严格的立法程序，引入专家论证，接受备案审查，加强人员培训。甚至可以请求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给予直接指导和支援。不能因为暂时能力不足，就因噎废食，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问题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才出现。”
最后，他回应那位特区副主任：“关于法律滞后性和政策灵活性的问题。学生认为，法律固然需要稳定性，但并非不能设计出更具弹性的条款。而政策虽然灵活，但其随意性、不透明性和短期性，恰恰是投资者和民众最大的担忧。他们需要的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而不是可能朝令夕改的红头文件。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成熟的改革经验，规范改革过程，恰恰可以给市场和社会一个明确的‘定心丸’，更能促进长期投资和稳定发展。至于法律的修改，本身就有法定程序，完全可以应对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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