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吴常，是在二十年前一个初夏的午后。彼时，我刚从偏远乡上调任至泉山县工业局。报到后的第三天下午，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门外站着的，正是分管我们股室的副局长——吴常。
他亲自登门，笑容温煦如窗外五月的阳光。“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语气平和，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尊重。那份毫无矫饰的客气，瞬间烙印在我心头，成为关于他的第一抹深刻记忆。参加工作以来，早已习惯了领导们或威严或疏离的姿态，吴常的这份平易，让我心头油然而生敬意。
我紧随其后，步上通往他办公室的楼梯。他走在前方，步履从容而矫健，一米七五有余的身材挺拔却不显单薄，背影透着一股沉稳的力量。
走进他那间陈设简朴却整洁的办公室，他示意我落座。甫一坐定，他便开口，首先代表县工业局班子和全体同仁，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并说明是受局长委托。我心下了然，这更是他作为分管领导与我进行的正式谈话。
眼前的吴常，面庞宽阔而白晰，下巴留着淡淡的青色胡茬。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深邃的眼睛，沉静时仿佛蕴藏着万顷波涛，不笑时更显肃然。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的方形眼镜，这简单的搭配，却奇异地在他周身凝聚出一种不怒自威、持重如山的气度。
他殷切希望我来到县工业局后，能一如既往发挥所长，保持优良作风，在新的岗位上再创佳绩。谈话尾声，他特别提及一个敏感话题：我原任副乡长，此番调动，暂时只能保留副科级待遇，未能安排相应职务。“对此，无论是组织上，还是局领导们，都深感有些亏待你了。”他语带诚恳，目光直视着我，“但我相信，你能正确理解并对待组织的安排。”
吴常的言外之意，我自然领会。我当即向他明确表态：心中绝无委屈之感，唯有对组织关怀的深深感恩。我定当竭尽全力，不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
这番肺腑之言并非客套——当时，我年幼的儿子正处在最需要母亲陪伴的年纪。为了家庭，我主动向组织提出调回县城的请求，甚至明确表示可以放弃原有职务，也不计较待遇条件。后来，从县委办一位友人口中得知，当时分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本有意安排我去县科技局任副局长，却在“五人小组”会上意见未统一，最终才决定将我安置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单位，于是便有了此番县工业局之行。
自踏入县工业局大门，到吴常调离，我们前后共事长达十年之久。从一名保留副科级待遇的普通工作人员，到副股长、股长，这近八年的时光里，我一直在他直接分管之下工作。得益于我勤勉踏实的表现，吴常这位顶头上司对我的工作颇为满意，我们的合作也堪称默契愉快。
在局里，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圈，男女共七八人，分属不同股室。工作之余，大家常相互邀约，或小酌几杯，或谈天说地，在轻松的嬉笑打闹中，释放着日常工作的压力。
作为县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和名副其实的大单位，县工业局在鼎盛时期，班子成员多达十余位。而在众多的副职领导中，大家心照不宣：吴常的工作能力最强，领导艺术最高超，其处事风格也最为练达老成。
吴常调来县工业局前，在县内一重镇深耕九年。从副镇长、副书记、镇长，直至党委书记，一步一个脚印。在一次难得的私下聚会中，他向我们讲起早年在他主政的镇辖区内发生的一起极其惨烈的特大车祸。彼时，三十五岁的吴常刚刚接任镇党委书记，事故发生后，他全程牵头并亲自参与现场处置。
讲述时，他眼中隐隐泛起泪光，声音低沉，那份深埋心底的沉重痛楚，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可辨。此情此景，令在场每一个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们从他刻在心底的悲伤与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源于悲悯与坚毅的力量，敬意沛然盈胸。
后来才得知，吴常当初从县水电局下派到镇上，组织明确的时间本是两年。谁曾想，阴差阳错间，两年光阴竟被拉扯成了漫长的九年。马拉松式的基层磨砺终于结束，当他从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回县级机关时，却因一时没有合适的正职空缺，只能保留正科级待遇，屈就副局长之位。
这样的安排，对吴常而言，无疑是仕途上的一大遗憾，也让他背上了不小的心理包袱。然而，组织上基于对他能力的认可，据说在其调任县工业局的任前谈话时，给予了他一个关乎未来的承诺。或许正是这份承诺，支撑着处于过渡期的吴常，让他将那份失意紧紧掩藏，即便在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面前，也不曾有过半分流露。
吴常留给众人的印象，除了工作中的正直严肃，便是工作之余融入朋友圈时的激情与奔放。
我对吴常的敬重与钦佩，不仅源于他的能力、水平和为人处世之道，更源于他那近乎严苛的自律和清廉作风。用“清风两袖”来形容，绝无半点抬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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