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还在震动，我站在电梯里没动。刚才那个同事说的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妈膝盖不好，家里要是有那种不用弯腰的柜子就好了。”
这话听着普通，但我知道它不普通。
上一场会议刚结束，市场部的新方案也定下来了。我们不再把产品叫“无障碍”，也不再强调是谁专用的。我们要讲的是，这东西能让谁省力气。
这个思路对了。
不只是产品能卖出去，更重要的是，别人开始看见它的价值。连公司内部的人都开始用了，说明这事有希望放大。
我不光想做产品，还想把这套逻辑用到更大的事上。
文创园区已经跑通了第一轮，现在人流稳定，商家愿意来，政策也有支持。但我不能停在这儿。
一个园区是点，我要把它变成线，再铺成面。
第二天一早我就让秘书整理资料。所有数据都调出来：开业以来的日均客流、商户留存率、周边消费增长、媒体曝光量。我还加了两页附录，一页是企业大学的学员去向，一页是共享办公区的创业团队融资进展。
这些不是业绩报表，是我的底气。
上午十点，我约的第一家文化公司代表到了。他们做非遗手作连锁，全国有四十多个店。负责人姓张，说话直接：“你们这地方看着不错，可单个园区做成了，不代表换个地方也能行。”
我说：“我们不是只做一个园区。”
他挑眉。
我打开文件夹：“我们计划三年内落地五个新聚落，每个都结合当地文化资源，统一运营标准，但内容完全不同。”
他又问：“钱呢？你靠什么撑？”
“一部分自投，一部分找人一起投。”我说，“你们出内容和品牌，我们出空间和运营，收益按股分。我可以先拿两个试点出来谈。”
他没当场答应，但走的时候带走了整套材料。
下午见的是投资机构的人。两家一起来的，一家专注消费升级，一家投过文旅项目。他们关心回报周期。
我说：“前两年不赚钱，第三年回本，之后每年三成以上增长。如果只看短期收益，咱们没必要往下聊。”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继续说：“但我们做的不只是生意。每个项目都会配套公益培训，本地招人，企业大学负责培养。你们投的不仅是地产或文化，是人的机会。”
其中一人点头：“听起来像长期主义。”
我说：“其实就是算明白账。人稳了，事才能稳。”
晚上我把当天的谈话记在笔记本上。三拨人见完，反应比预想的好。没人当场签合同，但他们都在问细节，这就是兴趣的信号。
第二天开始跑第二轮。
这次我分了三类人见：一类是做独立书店和艺术展的，看重氛围和调性；一类是资本方，盯着模型和退出机制；还有一类是政府背景的产业基金，关心就业和城市形象。
我对每拨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要大家一起做成的。”
有个做陶瓷品牌的老板听完问我：“那你图什么？”
我说：“图以后有人提起这片街区，会说‘这儿是从那年开始变的’。”
他笑了，说这话说得有点傻，但也挺真。
一周后，三家文化企业明确表示要参与新项目。两家投资机构也愿意牵头设立专项基金。我们开了个闭门会，讨论怎么搭架构。
我提了个原则：决策必须共商，财务必须公开，品牌归属清晰，运营权归我们。
有人说怕被架空。
我说：“你要信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走。但如果决定进来，就得按规则来。我不是来抢地盘的，是来建地盘的。”
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先启动两个试点：一个在南方老城改造区，主打传统手艺复兴；一个在新区青年社区，聚焦青年创意孵化。
合作备忘录签完那天，我走出会议室，天已经黑了。
街上灯亮着，车流不断。我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文件，封面写着“新文创发展一期规划”。
手机响了，助理发消息说明天还有两场视频会，分别是广州和成都的合作方法务在确认条款细节。
我回了句“准时参加”。
往前走了一段，路过一家便利店。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有人在热饭团，收银台前排着队。
我想起最早做文创园的时候，周围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一样了。
不只是多几家店的事，是有人愿意在这儿待下去了。
这才是我想做的事。
回到车上，我打开导航，输入下一个目的地。
副驾上放着几份新的选址报告，是团队上周提交的。三个城市，五块地，我都标了星。
还没来得及细看，手机又响了。
是林悦打来的。
“第二批企业大学课程，能不能加一节‘社区共建运营’？”她问。
我说：“可以，但得请外面的人来讲。我们自己经验还不够。”
“已经有老师联系我了，是上个月来参观的那个社工站站长。”
“那就定下来。”
挂了电话，我发动车子。
前方路口亮起绿灯。
我踩下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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