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文件夹上“哲远家族办公室筹建方案”这几个字，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会议室的灯亮着，投影已经打开，股权结构图挂在屏幕上，像一张摊开的棋盘。
陈阳坐在我右手边第三位，西装扣子系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财务部刚送来的海外子公司章程摘要。他没说话，但眼神一直停在我刚才写下的那行字上——“拟划转20%核心海外资产进入家族信托，第一受益人：李昊”。
我说：“开始吧。”
话音刚落，我把PPT翻到下一页，标红的部分跳出来：**资产注入路径设计（初版）**。下面列了三条线，分别对应南美、东南亚和印度的收益通道，最后汇入一个离岸SPV，再转入信托。
陈阳放下笔，抬头看我。
“李总，”他说，“您这一步走不了。”
我没动，等他说下去。
他站起来，走到投影前，手指点在“20%”那个数字上：“上个月，我们在开曼群岛的控股公司股东会通过了新的反并购保护条款。任何单一股东或关联方在十二个月内累计转让超过15%的关键资产，自动触发强制回购机制。”
我问：“谁提的这个条款？”
“我们自己。”他看着我，“为了防止外资恶意收购，当时您亲自签字同意的。”
会议室没人出声。
我慢慢把钢笔放在桌上。这笔是昨天换的，墨水还没用过几次。
陈阳继续说：“现在要把20%的资产划给信托，等于变相转移控制权。系统会识别为‘重大权益变动’，七天内必须启动回购程序。按当前估值算，我们要花三倍价格买回股份——差不多四十七亿。”
有人低头翻资料，纸页哗啦响了一声。
我说：“如果不用直接划转呢？走间接持股平台过渡，比如新设一层BVI公司做中间层，能不能绕过去？”
陈阳摇头：“技术上可以操作，但前提是股东会提前批准特殊架构安排。我们现在七个大股东，至少三个明确反对家族信托介入运营实体。”
“哪三个？”
“新加坡那边两个基金代表，还有德国技术合作方派驻的董事。他们担心治理结构复杂化，影响后续融资。”
我点头，没再追问。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空调的声音有点大。
我说：“那就先不表决。方案暂缓，三天后提交修订版。散会。”
人都走了，只剩我和陈阳。
他站在原地没动，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桌上：“这是三种替代模型，一个是分批注入，每年不超过5%；一个是只放非核心资产；还有一个是设立双层决策机制，让外部董事也能参与信托监督。”
我看了一眼封面标题。
“你早准备好了？”
“不是我。”他说，“是财务部上周接到风声就开始做的预案。我们知道您要动这块。”
我抬眼看他。
“我知道这事迟早要来。”他说，“但我不能看着公司因为传承安排出问题。”
我说：“我不是为了躲监管。”
“我知道。”他说，“可结果不会管你是为什么。”
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
“陈阳。”我叫住他。
“嗯？”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既保住控制权，又不让规则卡死？”
他想了想：“有。但得改路线。不能硬冲红线，得绕。”
门关上了。
我坐回椅子，把三份模型文件摊开，一一扫过数据。屏幕上的股权图还在，只是我现在看它的方式变了。
原来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外面，是内部早就埋好的规则雷区。
我拿起手机，拨通IT部门。
“把过去三年所有海外子公司股东大会记录发我邮箱，重点标出章程修订项。”
挂了电话，我又调出律师团队昨天交来的框架草稿。其中一页写着：“首期建议注入低流动性、非控股类资产作为测试”。
我没注意这句话。
现在重新读了一遍，发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备注：“避免触发《跨境投资安全审查指引》第4.2条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认定标准”。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打开电脑，新建文档，标题打上：“首代传承方案调整方向”。
第一条写：放弃一次性注入20%，改为阶梯式注入，首期不超过5%。
第二条：优先选择非运营主体资产，如部分专利授权收益权、闲置土地租赁权。
第三条：引入独立监督委员会，成员含外部董事两名、员工代表一名、法律顾问一名。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
李昊的名字还没出现。
我原本想让他直接成为第一受益人，简单明了。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不是感情问题，是制度问题。
我靠在椅背上，闭眼两秒。
不是所有人都懂什么叫“留下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但有些人，只认规则。
规则比人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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