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十七分，我正盯着邮箱里那封刚收到的模拟审计建议书，光标在“附件下载”上悬了三秒。手机震了一下，是助理发来的消息：“国际法律专家九点半到，您看会议室安排几号？”
我把邮件转发给法务组，回了个“十点，大会议室”，顺手把咖啡杯底残留的半口倒进绿萝盆里。这盆植物从上个月就没人管，居然还活着，跟我们这个项目一样，靠一口气撑着。
半小时前，那位采购总监把名片留下就走了，我没急着收，而是拿笔在他名字旁边画了个圈。不是因为怀疑他，是提醒自己——真正愿意提条件的人，往往比拍胸脯说支持的靠谱。就像昨天会上那个汽配厂老总，嘴上说着试试，临走连协议都没拿走。
十点整，门被推开，进来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拎着个旧皮包，拉链都磨出了铜色。他没先握手，而是把包放在会议桌最边缘的位置，拉开椅子坐下，动作像在自家厨房倒水那么自然。
“李哲？”他问。
“是我。”
“我是联合国那边临时抽调过来的顾问，平时在海牙办公。”他说得平淡，“他们让我来看看你们这套东西，能不能经得起跨国官司的折腾。”
我没接话，直接把打印好的风控预案推过去。一共三百一十二页，每一页都有批注和修订痕迹，纸角卷得像炸过的春卷边。
他翻开第一页，看了两分钟，抬头：“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漏洞。”
“是什么？”
“是你们太想证明自己没问题。”他指了指目录，“所有条款都在解释‘我们会怎么做’，但没写清楚‘别人能拿什么告你’。”
我点头，示意他继续。
接下来五个小时，他像拆手表似的把整套文件掰开。先是指出我们在印度、越南两个节点用的争议解决条款，默认适用中国法律，等于直接告诉当地企业：“你要告也得去北京打官司”。这不叫合规，叫挑衅。
“你以为签了合同就安全？”他翻到第七章，“可如果对方国家法院根本不承认你的仲裁条款呢？你们有没有预设过这种情况下的应急路径？”
我说有备用支付通道，但他摇头：“钱的事好补，程序正义一旦崩了，整个链条的合法性都会被质疑。”
第二条是证据问题。我们系统留痕做得不错，操作记录全加密上传区块链，时间戳精确到毫秒。但他说，这些数据在国外法庭上可能根本不算数。“你们没和任何签署《海牙公约》的司法辖区建立协作机制，等真出事再去找律师对接，黄花菜都凉了。”
第三条最狠。他说我们缺少“紧急状态救济工具箱”。比如某个国家突然宣布外汇管制，冻结外资账户，这时候平台不能只发个公告说“正在积极协调”，得有立刻启动的临时救济方案，比如通过预签协议的第三方机构代付，或者启用离岸结算池。
我听得额头冒汗，不是因为他说得多吓人，而是每一刀都砍在我之前忽略的地方。
中午没人提吃饭，助理送了两份盒饭进来，他扒了两口就说饱了，继续翻材料。下午两点，他合上文件，喝了口凉茶，开始列建议。
第一，建三层仲裁结构：本地调解优先，失败转区域中心，最后才是新加坡终裁。这样既尊重属地规则，又保留最终话语权。
第二，合同加“法律适用附录”，让客户自己选准据法。我们提供三个选项：注册地法、交易履行地法、或双方约定第三国法律。他说这能大幅降低抵触情绪。
第三，搞个“司法协作白名单”，提前和几个法治稳定国家的律所签快速响应协议，确保一旦需要跨境取证，七十二小时内能拿到正式法律文书。
我当场打电话给法务组长：“今天下班前，把这三条写进修订版，同步发给所有试点企业的法务部门预审。明天起，新签约客户必须用新版协议。”
他听完没走，反而从包里掏出一张A4纸，上面打了密密麻麻的备注。“还有件事。”他说，“你们那个白帽激励计划，奖励发现漏洞的人十万，对吧？”
“对。”
“不够。”他摇头，“如果是能动摇整个产品合法性的结构性缺陷，十万太少。建议分级奖励，最高提到五十万，而且要明确奖金不受后续合作影响。否则没人敢碰真正的雷区。”
我记下来，没反驳。
傍晚六点半，会议结束。他收包起身，临走前说了句：“你们系统本身不差，差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恶意想象力。别总想着怎么防小偷，得多想想强盗怎么破门而入。”
我送他到电梯口，手里捏着那份刚标注完重点的《跨境供应链金融产品法律合规指引》。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准备起草说明函，屏幕亮起的瞬间，邮箱提示音响了。
一封新邮件，标题写着“关于贵司拟推行之跨境结算机制的若干疑问”。
发件人是个陌生地址，后缀看着像某个南美律所。
我点开，第一段还没看完，手指已经停在键盘上。
邮件正文只有三行字：
“贵方所称实时汇率熔断机制，是否已通过巴西中央银行备案？
若未备案，依据第17-A条反资本外逃条例，该功能可能构成非法金融活动。
请于四十八小时内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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