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州”的疆土人口依然很大，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切割增设、泛滥贬值，东吴握在手里的，始终唯有扬州、荆州、交州、广州而已。那时候的南方尚未广泛开发，所以其四个州的面积比中原的同类显得更庞大，例如扬州囊括了未来的江西、浙江、福建三省还有多，荆州大体上是湖南、湖北，广州则是广东、广西，交州是部分云贵地区和越南北部。
在这所有地区里，王朝统治薄弱、开发缓慢的，反倒不是远在南海的交趾，而是看起来拥有沿海地理优势，位于扬州核心地区包裹下的后世福建省地区。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独特的地理环境，除了极小的几块沿海平原，到处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峻岭，而且被武夷山脉所包围，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在唐代的黄巢凿通仙霞岭，打通入闽的七百里山路之前，陆路抵达这里比蜀道难多了，地理态势犹如孤岛般。即便是上千年后，它也是太太平平的兵家不争之地。
这块土地上的郡县更替，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西元前221年，秦朝在统一六国以后，就在这设置了闽中郡，然而秦末战争时，越人土着起义独立建国，直到汉武帝找借口介入闽越和瓯越的争端，才重新攻入此地。然而他也认为这块地方难于治理，直接把百姓都给迁移去了江淮流域，只留下个“会稽郡南部都尉”负责管辖，连郡县都放弃了，只做军事管制，受远在三千里外的会稽郡遥控指挥。两百年后，这里才正式恢复了“冶县”的县级框架，又等到汉末群雄并起，汉献帝用自己的年号“建安”，起于为自己的统治祈福的心理，在这加设了个“建安县”（这也是后世“建州”以及“福建”得名的最初起源）。孙吴政权建立后，为了扩展名下的郡级编制，又把建安升格为郡。这漫长的五百多年过去，中原王朝在福建的统治从来没有深入过，最多时设一郡、最小时设一县，就把这么大块的土地纳入名义下的管理，实际掌控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所谓的“建安郡”，名下有十余个县，在册户数不足万户，不仅规模很小，人口也非常集中，主要是三个地方。首先是北面的港口城市，秦代的闽中郡治所“冶县”，如今改名叫侯官县（后世的福州）。然后是南面新兴的港口县，东安县（后世的泉州）。最后是深在山区的郡治所在地建安县（后世的建瓯）。所以说，在这个年代若从广州过来，最近的补给城邑是东安县，但其距离广州最东北侧的揭阳县，仍有七百里的陆路，上千里的水路。中间零星分布的越人渔村，是支撑不起大军物资消耗的，而且交流方面有语言和文化的困难。
在经受了暴风雨的冲击之后，三千多晋军残部凭借着难以想象的毅力，在对上级既敬且畏的心态下，才苦苦撑到了抵达东安县的这一天。自从横海军成立以来，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劣势，好在平日里的上下团结起了效果，没有人放弃或者临阵退缩当逃兵，也坚信将校所作出的选择。其实也是得益于人数减少、需求降低，他们把自己和俘虏身上的钱财花了个干净，沿途遇上村落就苦苦讨要饮食，饥一顿饱一顿地熬着，还能勉强够吃喝。
遥遥望见东安县的时候，不少人激动地涕泪横流，大叫着相拥着哭泣，终于看到了点希望。他们现在完全是叫花子的窘迫形象，连衣服裤子都是拼凑着穿。因为越人渔村抱团而排外，家族聚居而用武力保护权益，往往数百人举着菜刀鱼叉而漫天要价，现在的晋人想打劫都不一定打得过。在这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就连衣服也很值钱，绢帛就是等同于钱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他们迫于饥寒，甚至不得不卖了些皮胄，以维持生活。
“我们这样真的能成功吗？”孔汾不停地摇头叹气。
“试试，总是成功概率最大的活路了。”张轨鼓励道。
“诸位，千万别高看了我东吴官吏水平，何况是这种偏远地区。东安县的百姓不足千户，县里大小人等包括县长，其实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我们南下的时候，遇上这种地方就连停留都不会停留。我也敢担保，就连每任建安郡太守直到卸任，都懒得来这看上几眼。你就是穿上蛮夷的衣服，口称是奉了孙皓的诏令，大模大样地往那里一站，县长也不敢怀疑。”陈声倒是信心满满。
晋军将校们担忧的，是他们这副可怜兮兮的穷酸模样，真的能顺利伪装成路过的吴国官员吗？要是中原地区的县，总会有接待经行官吏的机会，甚至一个月遇上好几回，能辨认得出细节而判断真假。但是照陈声这么说，他们到十年遇不上一个郑重场合的东安县，或许还真能蒙混过去。
心态虽忐忑，行动不犹豫。事先筛选好的百余名晋军，按照陈声设计的方案，把吴国官吏的衣服都扒拉下来，赶忙往自己的身上披戴。当然这得排除孙皓，因为他的皇帝衣服太过显眼了。片刻之后，张轨套上了滕修的高级文官服，孔汾穿上了熊行的近卫武将衣，人人各取所需，互相看着哈哈大笑。吴国官吏们像是被拔光了毛的绵羊，露出肥硕而白皙的身体，可怜兮兮地幽怨看上几眼，又被赶回了船舱看押，不停地打着喷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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