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落座。爱德华坐主位，约翰在其右手边，李长安在约翰旁边（爱德华左手边），艾琳则在父亲左手边。
侍酒师上前，为李长安斟上已醒好的1945年木桐。
爱德华举杯：“来，为了老朋友的相聚，也为了年轻人的未来。”
“为了未来。”约翰附和。
李长安也举杯，向在座众人示意。
用餐在一种轻松而不失礼节的气氛中进行。
前菜是烟熏三文鱼配鱼子酱，侍者服务周到无声。
话题自然延续到艾琳在威斯利学院的学习、她参与的模拟联合国项目，以及她对欧洲战后重建的看法。
“去年我在模拟联合国代表法国，”艾琳说话时，目光偶尔会自然地落向李长安，似乎在观察他的反应，“讨论马歇尔计划后续时，我们组提出了一个观点：经济援助必须与政治改革更紧密地绑定，否则可能会强化某些我们希望改变的旧有结构。”
她顿了顿，见李长安似乎有兴趣听下去，便继续道：“当然，这很理想化。实际操作中，地缘政治考量往往压倒一切。”
李长安切下一小块三文鱼，语气平和：“理想化不是问题，年轻人需要有框架。问题是，当你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如何在框架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正是我想学习的部分。”艾琳立刻接道，眼神明亮，“我读过您在去年外交事务期刊上那篇关于亚洲非殖民化进程的短评，您提到‘影响力需要载体，而最有效的载体往往是经济互惠而非政治说教’。这让我思考，在欧洲重建中，米国的影响力载体究竟是什么？仅仅是美元吗？”
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内行，甚至有些锐利。
爱德华看了女儿一眼，既有骄傲，也有一丝“是否太过锋芒”的担忧。
李长安倒是微微颔首，放下了手中的银叉。
“美元是工具，不是目的。载体可以是资本，也可以是技术、制度、乃至文化认同。马歇尔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同时提供了前三种，并试图培育第四种。”
他看向艾琳，“你提到政治改革，这触及了核心——我们提供载体，希望引导方向，但接收方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使用这些载体，是另一回事。”
他语气平静，像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更像是在与一位同行探讨。
艾琳听得专注，身体微微前倾。“所以，在国务院工作中，判断一个国家的‘意愿’和‘能力’，比设计完美的援助方案更重要？”
“至少同样重要。”李长安道，“很多时候，方案需要根据对方的意愿和能力动态调整。这一点，在亚洲和欧洲可能表现出很大差异。”
约翰适时插话，笑着对爱德华说：“你看，艾琳确实问到了点子上。这些可不是教科书里能学透的。”
爱德华也笑了，放松下来：“所以需要肖恩这样的前辈点拨几句嘛。”
不得不说，爱德华有捧哏的天赋。
艾琳却因为得到了李长安认真的回应而心中泛起涟漪。
他不仅回答了，还延伸了，把她当作一个可以讨论专业问题的对象。
这比单纯的客套更让她感到一种被认可的喜悦。
她不禁想起自己是如何努力争取进入远东事务局的——当实习分配意向表发下来时，她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上了“远东事务局”，甚至为此专门去找了系主任和家族在国务院的一位远亲，委婉地表达了对亚太地区的“强烈学术兴趣”。
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局的助理国务卿是李长安·威尔逊。
她想要离他近一些，在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工作，哪怕只是一个实习生。这是她理性规划的一部分：最好的学习，就是在最优秀的人身边观察。
话题随后转向了更广泛的国际局势。
艾琳提到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困境，并谨慎地询问李长安对日内瓦会议可能结果的看法——这个问题既专业，又与她即将进入的远东事务局工作直接相关。
李长安的回答依然保持着助理国务卿应有的分寸，主要从公开信息和宏观趋势角度分析，但其中蕴含的洞察力让艾琳更加折服。
“印度支那问题复杂在于，它不仅是殖民遗产问题，更嵌入了冷战对抗的新维度。法国的军事困境背后，是殖民主义逻辑与民族主义诉求的结构性冲突，而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种冲突中维护更广泛的战略利益，避免整个地区滑向另一方。”
他的分析冷静而清晰，手指偶尔轻点桌面以强调重点。
艾琳仔细听着，心中既有对其见解的钦佩，也有一丝如愿以偿的隐秘喜悦。
她即将进入的，正是处理此类复杂议题的核心部门。
她看着他说话时沉稳的神态，那种超越年龄的从容与深邃，与她记忆中那个站在窗边的侧影逐渐重叠，却又更加具体、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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