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三十八章:伪职人员策反记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晨雾裹着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在法租界的屋顶上。令狐靖远站在百乐门后台的化妆镜前,指尖捏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是周伟龙昨夜送来的名单,列着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七名职员,红笔圈出的“张敬之”三个字,墨迹被指尖蹭得发毛。
“先生,这是张敬之的底细。”周伟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镜前的梳妆台上,信封边角沾着点煤屑,是从闸北那边递过来时蹭的。“原是教育局的办事员,上个月被日军强征去自治委员会,管户籍登记。家里有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在第五战区当兵,上个月刚寄过家信,被咱们的人截到了——信里说在台儿庄附近打仗,没提具体部队。”
令狐靖远拆开信封,里面是三张纸:一张是张敬之的户籍抄本,毛笔字写得工整,住址在闸北宝山路,离日军新设的岗哨不过半条街;一张是自治委员会的职员名录,张敬之的名字排在“庶务科”下面,旁边注着“负责粮秣登记”;还有一张是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照片,眉眼和张敬之有三分像,背面写着“张敬之弟张敬文,二十岁,服役于第五战区第22军”。
“粮秣登记?”令狐靖远指尖在“粮秣”二字上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镜里映出周伟龙的脸,他正往嘴里塞着块烧饼,腮帮鼓鼓的。“日军最近在闸北强征粮食,他管这个,手里肯定有名单。”
周伟龙咽下烧饼,抹了把嘴:“可不是嘛。昨天青帮的老陆说,闸北有户姓王的粮商,被日军把存粮全拉走了,还把人抓去修炮楼,就是张敬之在登记册上签的字。不过老陆也说,签字的时候张敬之磨磨蹭蹭,日军翻译踹了他一脚才动笔。”
令狐靖远把照片翻过来,指腹蹭过“张敬文”三个字:“弟弟在前线抗日,他在伪政府做事,心里头怕是拧着的。这种人,最容易动摇。”
“就是怕他不敢。”周伟龙往后台门口瞥了眼——几个穿旗袍的舞女正低声说笑,胭脂香混着煤烟味飘过来。“自治委员会里有日军的眼线,还有中统的人盯着,他要是敢递消息,被抓住了就是个死。”
令狐靖远把三张纸叠好,塞进镜后的暗格——暗格是前几天刚挖的,能藏下两本密码本,原本是给情报员藏密信的,现在倒成了临时的藏身处。“得给他个胆子。”他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瓷瓶,瓶里装着半瓶米汤,是昨晚让伙夫特意留的,“先让情报员去试试水,别直接提策反,就说……是他弟弟的同乡。”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他弟弟在前线,同乡找上门,他不能不见。而且同乡诉苦,最能勾他的心思——日军强征粮食的事,他天天经手,肯定心里有数。”
“让小吴去。”令狐靖远说。小吴是江苏盐城人,跟张敬之的弟弟张敬文是同乡,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最像“被抓壮丁逃出来的”。“给他换身衣服,破点,再往脸上抹点灰,就说从南京逃过来的,一路被日军抓去运粮,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周伟龙点头:“我这就去找小吴。对了,张敬之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从自治委员会出来,沿河南北路走,会经过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就在闸北区公所对面——那儿人多,好‘偶遇’。”
令狐靖远走到后台的窗户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百乐门门口停着辆黄包车,车夫正缩着脖子搓手,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给情报员送的棉衣。“让小吴别带枪,就带半块烧饼。”他回头叮嘱,“遇上伪军盘查,就说饿了好几天,去闸北找亲戚的。要是张敬之不理他,就把这张照片塞给他。”他从信封里抽出张敬文的照片,用米汤在背面写了“弟安”两个字——米汤干了看不见,得用碘酒抹才能显影,就算被日军搜去,也查不出什么。
周伟龙接过照片,揣进怀里:“我知道了。晚上我再去趟老陆那儿,让他派个人在河南北路盯着,要是小吴被盯上了,就帮着解围。”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看着周伟龙匆匆离开的背影,又转头看向镜中——镜里的自己还穿着件灰色棉袍,是前几天从旧货市场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个在租界里混饭吃的小职员。这身份好,不扎眼,等小吴探完底,他就得用这身份去见张敬之。
下午四点半,河南北路的风更冷了,卷着碎雪碴子往人脖子里钻。小吴缩着脖子站在糖炒栗子摊子旁,棉袄上打了三个补丁,都是周伟龙让人特意缝的,袖口还故意撕了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棉絮。他手里捏着半块干硬的烧饼,时不时往嘴里塞一口,眼睛却盯着斜对面——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大门,是座灰色的洋楼,原本是中国银行的分行,现在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日军,步枪上的刺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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