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三十八章：伪职人员策反记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晨雾裹着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在法租界的屋顶上。令狐靖远站在百乐门后台的化妆镜前，指尖捏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是周伟龙昨夜送来的名单，列着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七名职员，红笔圈出的“张敬之”三个字，墨迹被指尖蹭得发毛。
“先生，这是张敬之的底细。”周伟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镜前的梳妆台上，信封边角沾着点煤屑，是从闸北那边递过来时蹭的。“原是教育局的办事员，上个月被日军强征去自治委员会，管户籍登记。家里有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在第五战区当兵，上个月刚寄过家信，被咱们的人截到了——信里说在台儿庄附近打仗，没提具体部队。”
令狐靖远拆开信封，里面是三张纸：一张是张敬之的户籍抄本，毛笔字写得工整，住址在闸北宝山路，离日军新设的岗哨不过半条街；一张是自治委员会的职员名录，张敬之的名字排在“庶务科”下面，旁边注着“负责粮秣登记”；还有一张是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照片，眉眼和张敬之有三分像，背面写着“张敬之弟张敬文，二十岁，服役于第五战区第22军”。
“粮秣登记？”令狐靖远指尖在“粮秣”二字上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镜里映出周伟龙的脸，他正往嘴里塞着块烧饼，腮帮鼓鼓的。“日军最近在闸北强征粮食，他管这个，手里肯定有名单。”
周伟龙咽下烧饼，抹了把嘴：“可不是嘛。昨天青帮的老陆说，闸北有户姓王的粮商，被日军把存粮全拉走了，还把人抓去修炮楼，就是张敬之在登记册上签的字。不过老陆也说，签字的时候张敬之磨磨蹭蹭，日军翻译踹了他一脚才动笔。”
令狐靖远把照片翻过来，指腹蹭过“张敬文”三个字：“弟弟在前线抗日，他在伪政府做事，心里头怕是拧着的。这种人，最容易动摇。”
“就是怕他不敢。”周伟龙往后台门口瞥了眼——几个穿旗袍的舞女正低声说笑，胭脂香混着煤烟味飘过来。“自治委员会里有日军的眼线，还有中统的人盯着，他要是敢递消息，被抓住了就是个死。”
令狐靖远把三张纸叠好，塞进镜后的暗格——暗格是前几天刚挖的，能藏下两本密码本，原本是给情报员藏密信的，现在倒成了临时的藏身处。“得给他个胆子。”他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瓷瓶，瓶里装着半瓶米汤，是昨晚让伙夫特意留的，“先让情报员去试试水，别直接提策反，就说……是他弟弟的同乡。”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他弟弟在前线，同乡找上门，他不能不见。而且同乡诉苦，最能勾他的心思——日军强征粮食的事，他天天经手，肯定心里有数。”
“让小吴去。”令狐靖远说。小吴是江苏盐城人，跟张敬之的弟弟张敬文是同乡，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最像“被抓壮丁逃出来的”。“给他换身衣服，破点，再往脸上抹点灰，就说从南京逃过来的，一路被日军抓去运粮，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周伟龙点头：“我这就去找小吴。对了，张敬之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从自治委员会出来，沿河南北路走，会经过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就在闸北区公所对面——那儿人多，好‘偶遇’。”
令狐靖远走到后台的窗户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百乐门门口停着辆黄包车，车夫正缩着脖子搓手，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给情报员送的棉衣。“让小吴别带枪，就带半块烧饼。”他回头叮嘱，“遇上伪军盘查，就说饿了好几天，去闸北找亲戚的。要是张敬之不理他，就把这张照片塞给他。”他从信封里抽出张敬文的照片，用米汤在背面写了“弟安”两个字——米汤干了看不见，得用碘酒抹才能显影，就算被日军搜去，也查不出什么。
周伟龙接过照片，揣进怀里：“我知道了。晚上我再去趟老陆那儿，让他派个人在河南北路盯着，要是小吴被盯上了，就帮着解围。”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看着周伟龙匆匆离开的背影，又转头看向镜中——镜里的自己还穿着件灰色棉袍，是前几天从旧货市场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个在租界里混饭吃的小职员。这身份好，不扎眼，等小吴探完底，他就得用这身份去见张敬之。
下午四点半，河南北路的风更冷了，卷着碎雪碴子往人脖子里钻。小吴缩着脖子站在糖炒栗子摊子旁，棉袄上打了三个补丁，都是周伟龙让人特意缝的，袖口还故意撕了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棉絮。他手里捏着半块干硬的烧饼，时不时往嘴里塞一口，眼睛却盯着斜对面——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大门，是座灰色的洋楼，原本是中国银行的分行，现在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日军，步枪上的刺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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