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7-1938.12）
第一编：烽烟初起（1937.7.7-1937.8.12）「（1937.9.10）」
1937年9月10日的上海，秋意已悄悄漫过法租界的梧桐树梢。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法国梧桐叶刚染出浅黄边儿，风一吹，便打着旋儿落在街边咖啡馆的白色遮阳伞上，与伞下玻璃杯里晃动的深褐色咖啡液相映，倒衬得这片被战火隔绝的“飞地”，多了几分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静谧。
上午十点，令狐靖远（字藏锋）坐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情报站的地下室里，指尖划过一份刚破译的电报。电文是潜伏在日军第3师团的情报员“海鸥”发来的，内容简洁却刺眼：“蝗群补苏南，每三日一运，途松江、青浦。”“蝗群”是两人约定的日军补给部队代号，这意味着日军正通过苏南的陆路补给线，源源不断地向上海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而松江、青浦一带，正是中共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的区域。
他放下电报，目光落在桌角的三份文件上：最上面是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前线军纪核查简报》，记录着9月1日处决33团逃兵李魁后，左翼防线军纪整肃的成效；中间是军统督察处的《沪区反谍日志》，昨晚刚破获一起日军安插在法租界的眼线案，嫌犯已移交租界巡捕房；最下面是军事委员会战时特别情报处的《日军动向汇总》，密密麻麻标注着近十日吴淞口、罗店等地的日军兵力调动。
三重职务的印章在文件上重叠，像三座山压在他心头。自9月1日处理完罗店的逃兵事件后，这十天里，他几乎没合过整觉：白天要去前线督察各部队军纪，核实弹药损耗是否属实；夜里要协调军统上海区的反谍工作，排查情报站是否有泄密风险；间隙还要对接“海鸥”“孤雁”等潜伏情报员，把零散的情报汇总成能给前线用的作战参考。
“处座，中共地下党的联络信号到了。”报务员小郑轻手轻脚走进来，递上一张折叠的烟纸，烟纸上用铅笔勾勒着一片残缺的梧桐叶——这是他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老顾”约定的联络标记，意为“有紧急情报交换”。
令狐靖远展开烟纸，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面。自“七七事变”后，国共虽未正式公布合作，但在上海已有过几次隐秘的情报互通：中共地下党提供过日军在租界的间谍窝点位置，军统则反馈过日军扫荡郊区的时间。只是这种合作始终带着警惕，像走在钢丝上，既要借对方的力，又要防着对方的手。
“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他问。
“下午三点，霞飞路‘蓝调’咖啡馆，靠窗的位置，对方持一本《论语》。”小郑答，“我已经让老赵去咖啡馆周边布控了，安排了三个暗哨，都是咱们自己人，确保不会有日军或汪伪的眼线。”
令狐靖远点头。作为军统督察处处长，反谍和警戒是基本操作——与中共地下党会面，最怕的就是被日军截获行踪，到时候不仅情报交换不成，反而会给对方落下“通共”的口实，更会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隐秘合作。
“备车。”他起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浅灰色西装，又从公文包底层翻出一副圆框眼镜戴上——这是为了伪装成商人，毕竟少将军装在法租界太扎眼。镜架冰凉地贴在鼻梁上，模糊了他眼底的锐利，倒真有了几分文质彬彬的商人模样。
中午十二点半，轿车驶离情报站，沿着霞飞路缓缓前行。车窗外的景象比十天前更显萧条：街边的百货商店大多拉上了铁闸门，只有少数几家洋行还开着门，门口站着挎着步枪的租界巡捕；行人大多行色匆匆，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惶恐，偶尔能看到穿军装的国军士兵，背着枪从租界穿过，去往华界的前线——他们的军装大多沾着泥土，有的甚至还带着血迹，与租界里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形成刺眼的对比。
“处座，前面就是‘蓝调’咖啡馆了。”司机老郑放缓车速，指着前方一栋浅褐色的洋楼。洋楼的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铜制招牌，上面刻着“Blue Note Café”的花体字，玻璃窗擦得锃亮，能看到里面摆放着深色的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油画，舒缓的爵士乐正从里面飘出来，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令狐靖远让车停在咖啡馆斜对面的巷口，隔着车窗观察了五分钟：门口没有可疑人员徘徊，玻璃窗后的座位上，大多是两两对坐的客人，低声交谈着，看起来都是普通的租界居民或商人；老赵安排的三个暗哨，分别扮成卖报的小贩、修鞋的匠人和路过的行人，分布在咖啡馆的三个角落，眼神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我进去，你们在外面等着，若半小时后我没出来，按第二方案行动。”令狐靖远推开车门，临走前又叮嘱了一句，“记住，优先保证情报安全，不必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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