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导他们的车，是在一个天色灰蒙蒙的、透着些微寒意的清晨开进巷子的。引擎声在安静的巷弄里显得格外突兀，惊起了墙头几只打盹的灰鸽。我正端着昨夜留下的茶根，准备泼到院角那棵老杨树下，听见声音，手顿了顿，隔着半开的院门望出去。一辆沾满尘土的越野车，后面跟着辆小面包，小心翼翼地停在了不远处。车门打开，先下来个穿着冲锋衣、个子高挑、利落短发的女人，约莫四十上下，眼神扫过周围环境，像鹰一样锐利又冷静，应该就是秦导。接着是几个年轻小伙子，开始从面包车上卸器材——黑黢黢的摄像机、反光板、录音杆，还有大大小小的箱子。金属和塑料磕碰的声响，打破了小巷固有的、以风声和远处吆喝为背景音的宁静。
阿娜尔古丽也听到了动静，从阿以旺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块抹布，站在我身边，静静看着。她的表情很平静，像看一场早已预知的雨，终于落了下来。周婉从她的小房间窗口探出头看了一眼，随即缩回去，大概是在做最后的整理。艾尔肯的工作台在院子最里面，背对着门，他似乎僵了一下，揉泥的动作有瞬间的停滞，然后又继续，只是脊背显得比平时更挺直、更僵硬了些。只有阿孜古丽，从她的工作区蹦出来，扒着门框，又好奇又紧张地张望，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
“是这儿了。”秦导确认了一下门牌，朝我们走过来，脚步利落，脸上带点职业化的、不算热络的笑，“您好，是阿娜尔古丽老师吧？我是秦月，打扰了。” 她伸出手，跟阿娜尔古丽握了握，目光随即扫过我，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她的眼神很亮，像探照灯，不动声色地就把院子里的格局、摆设、甚至每个人的神态，飞快地扫描了一遍。
“进来吧，外面冷。”阿娜尔古丽侧身让开，语气平常得像招呼寻常客人。
器材被一件件搬进来，堆在院门内侧一小块空地上，像一群突然闯入的、沉默而陌生的甲虫。小院的空间顿时显得逼仄起来。那种我们习惯了多年的、以泥土呼吸和炉火噼啪为底噪的静谧，被一种无形的、带着电子设备低鸣和陌生人气息的场域打破了。
秦导话不多，但指令清晰。她没急着开机，而是带着摄影师老张——一个话更少、皮肤黝黑、眼神像他的镜头一样沉静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慢慢走了一圈，时不时用手摸摸斑驳的土墙，看看工作台上散落的工具，甚至蹲下看了看墙角堆着的、烧废了的陶片。她的手指拂过艾尔肯那排按色系排列的釉料试片时，动作很轻，眼神里有些许专业人士的审视和欣赏。
“我们就当不存在。”秦导转完一圈，对阿娜尔古丽和我们说，语气诚恳，“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就是记录。尽量不打扰，可能需要补点光或者收个环境音的时候，会跟你们打个手势。不用看镜头，不用管我们。”
话说得漂亮，可几个大活人，加上那些黑乎乎的机器，怎么可能当不存在？
最初的适应期，像伤口结痂前那阵不可避免的刺痒。艾尔肯是反应最强烈的。平时他沉浸进去后，周围打雷都未必听得见。可现在，他能清楚地感知到老张的镜头在哪个方位，即使背对着，那无形的视线也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后背上。他揉泥的动作变得有些刻意，节奏没了往日的流畅自然，带着一种绷着的劲儿。有次拉坯，定中心时手指微微抖了一下，坯体歪了微不可察的一丝，他立刻皱紧眉头，毫不犹豫地“啪”一声把泥坯拍扁，重来。那种对自己近乎苛刻的完美主义，在镜头下被放大了。他几乎不抬头，不与人交流，把自己缩成了一个更紧、更沉默的壳。
阿孜古丽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头两天，她有点像上了发条的雀儿。拉坯时，会下意识地理理头发，调整一下坐姿，试图找到一个“最好看”的角度。刻花时，下刀变得犹豫，时不时偷偷瞟一眼镜头方向，判断自己这个动作“上不上镜”。有次她正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讲巴扎上的见闻，瞥见老张的镜头推过来，声音戛然而止，脸一红，磕巴了一下，才接下去，但那股子鲜活劲儿，泄了不少。她太想呈现“好”的一面给镜头看了，反而失了真。
周婉是最努力维持“正常”的一个。她依旧处理邮件，整理资料，但敲键盘的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接工作电话时，会不自觉地走到更远的角落，压低声音。她能敏锐地察觉到拍摄带来的微妙张力，会适时地给阿孜古丽一个鼓励的眼神，或者默默给长时间不动的艾尔肯续上一杯热水。她像润滑剂，努力维持着这个小系统在陌生干扰下的运转。
阿娜尔古丽依然是定海神针。她该生火生火，该煮茶煮茶，打扫院子，侍弄她那几盆半死不活的花草。秦导有时会跟她闲聊几句，问些关于买提大叔、关于喀什老城变迁的事，她回答得平实简短，不迎合，不渲染，就像在跟邻居拉家常。镜头对着她时，她手上的活儿不停，神态安然，仿佛那冰冷的玻璃镜头，跟照进院子的阳光没什么两样。她的这份稳，慢慢影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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