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文案的风波在朝堂上余震未消，三司会审的序幕刚刚拉开，但翰林院的日常修书事务却并未停歇。这日，翰林院掌院学士将林锦棠召至值房。
“锦棠，”掌院学士神色温和，指着案几上一叠文书，“朝廷欲重修《养正图说》，以为蒙学之基。此事关乎教化根本，虽非经国巨制，却需慎之又慎。你素来心细严谨，经史根基扎实，其中‘信’、‘义’二篇，便由你负责初纂，限期一月呈上草案。”
林锦棠心中一凛，深知这是信任，也是考验。在如今这个敏感时刻，能接到这样相对独立且重要的编纂任务，无疑是掌院乃至更高层面对她的一种保护性安排。她恭敬接过文书：“下官领命，必当竭尽全力。”
回到自己的值房，林锦棠立刻投入工作。《养正图说》前朝已有数个版本，她需博采众长，汰旧立新，以更贴合当朝理念、更易于蒙童理解的方式重新编订。她负责的“信”与“义”篇，更是道德基石，一字一句都需反复推敲。
起初进展颇为顺利，她梳理脉络，选定核心典故，如“尾生抱柱”、“季札挂剑”喻“信”，“程婴杵臼”、“关羽辞曹”彰“义”。然而，当她深入注释“季札挂剑”这一经典典故时，却遇到了一个看似细微、实则关乎立论根基的难题。
前朝注释中，对于季札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存在微妙而深刻的分歧。主流观点以《史记》为本，强调其“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重在“不欺心”之“信”。而另一种源自某些杂家笔记和私人札记的解读，则结合春秋时期士人风骨，认为季札之举，更深层的是对知己之“义”，是“士为知己者”精神的极致体现，其挂剑不仅是履行承诺，更是对徐君知遇之情的终极回报，其精神内核超越了简单的守信，更偏向于一种高尚的情义担当。
采用何种解读作为主线，将直接影响编纂的侧重点和后续配图、释义的方向。若强调“信”，则重在行为规范的建立，教导孩童要言行一致；若侧重“义”，则更重精神情操的熏陶，引导孩童理解情义无价。两者皆有其理，且难以完全割裂，但作为蒙学教材，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主线。林锦棠闭门数日，翻阅了翰林院书库中所有相关典籍，各种注解相互矛盾，又似乎各有道理，她仿佛陷入了一片学术的泥沼，越是挣扎，思绪越是混乱，难以决断。
这日午后，她正对着一堆摊开的书稿怔怔出神，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愁绪。那位曾在她初入翰林院、于值房外偶遇时善意递茶的老翰林——陈望之，拄着一根光润的紫竹拐杖，慢悠悠地踱步过来。陈老翰林年近古稀，须发皆白，面容清癯，是院中公认的“活典故”，学问渊博如海，性情却温和似水。
“小林修撰，”陈望之笑呵呵地开口，声音带着老人特有的沙哑与慈和，“老夫这几日见你在此间徘徊，时而疾书，时而长叹，眉间这‘川’字，怕是能夹住苍蝇了。可是修书遇到了难处？”
林锦棠如同见了救星，连忙起身，将上座让与陈老，自己侧立一旁，将遇到的难题和盘托出，语气恭敬中带着急切：“陈老慧眼，晚辈确实为此困扰不堪。‘信’与‘义’，犹如镜之两面，光之双影，看似分明，实则交融。晚辈愚钝，翻阅诸多注疏，越看越是糊涂，实在难以权衡轻重，不知该以何为主轴立论，方能不偏不倚，切中蒙童教化之肯綮，还望陈老不吝指点。”
陈望之并未立刻回答，他缓缓坐下，接过林锦棠奉上的清茶，呷了一口，眯着眼沉吟片刻，方道：“此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处在于你钻了牛角尖，总想着在学理上争个是非高下，非要给先贤之心做一个定论。而这《养正图说》的编纂，其要旨并非着书立说，探究微言大义，而是在于‘教化’二字。”
他放下茶盏，目光温和地看着林锦棠：“你且想想，那些刚开蒙的稚子，心智未熟，理解为何？你是想让他们最先明白‘言必信，行必果’这般具体可行的行为准则，还是想让他们去体悟‘重然诺，轻生死’那等缥缈高远的气节情操？”他顿了顿，指尖在案几上轻轻一点，“行为易教，气节难塑。依老夫浅见，蒙童开智，当先立其行，再养其气。不妨先以‘信’入手，将‘季札挂剑’作为坚守承诺、不欺内心的典范来讲授，文字力求浅白，故事力求生动。待其年岁稍长，学识渐开，根基稳固之后，师长再稍加点拨，引导其理解这守信背后所蕴含的知己之情与‘义’之精神，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此时若强求二者兼备，反而可能让蒙童如坠云雾，两头落空。”
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瞬间驱散了林锦棠多日来的迷雾。她深深一揖，心悦诚服：“听陈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晚辈明白了！当以‘信’为显，以‘义’为隐，由表及里，由行至心，循序渐进。是晚辈之前执着于学理辨析，险些忘了编书的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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