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送达的那天,天空下着细雪。雪花落在法院台阶上,没等积厚就被往来的脚印踩化,留下一滩滩深浅不一的水痕,像极了这起案件里没说尽的复杂情绪。陆知行把判决书仔细折好,塞进公文包内侧的夹层——那里面还放着第一次勘查时,从程文斌出租屋捡到的半张橘子糖纸。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老陈发来的消息:“赵立明上诉了,上诉状刚到法院。”
他站在台阶上抬头望,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雪花落在睫毛上,带来一丝微凉的刺痛。一审判决不是终点,这起案件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还在慢慢扩散。
回到局里,技术科的灯还亮着。小张正对着电脑屏幕,反复比对车库解剖台的血迹样本图谱。“陆队,我们把所有检材又复核了一遍,从DNA分型到微量物证,数据和之前完全一致,没有任何误差。”他指着屏幕上的曲线,“就算上诉,这部分证据也挑不出毛病。”
陆知行点点头,目光落在桌角那本1988年的旧卷宗上——封面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是老陈从法医中心档案室翻出来的。昨天开会时,局长拍板决定重启林慧案调查,由老陈牵头,联合纪检和督察部门组成专项组。
“老陈呢?”陆知行问。
“在里面整理当年的鉴定报告呢。”小张朝里间努努嘴,“说要找出当年检材被换的证据,还赵立明一个‘被冤枉’的真相——但也只限于‘被冤枉’,杀人的账可不能赖。”
里间的门虚掩着,能看到老陈坐在堆满卷宗的桌前,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一页页仔细翻看。桌上摊着几张泛黄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年轻时的赵立明和李伟站在法医中心门口的合影,两人都穿着警服,笑容里满是意气风发。
听到脚步声,老陈抬头:“来了?你看这个。”他递过来一张鉴定报告,上面的签名是当年技术科的负责人,“这里有个细节,当年的检材编号是‘LH--01’,但存档的样本却没有编号,这不符合规定。”
“会不会是当时工作疏忽?”陆知行问。
“不可能。”老陈摇头,手指点着报告上的备注,“1988年的法医中心有严格的编号制度,每一份检材都要对应唯一编号,连废弃样本都要登记。这只能说明,现在存档的样本,根本不是当年提取的那一份。”
正说着,老陈的手机响了,是专项组的同事打来的,说在李伟当年的办公室抽屉夹层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铁盒,里面装着几张旧纸条和一瓶未开封的试剂。
两人立刻赶往法医中心。铁盒打开的瞬间,一股陈旧的纸张味扑面而来。纸条上是李伟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林慧案检材已换,用的是动物血,编号对应不上,得想办法改记录……”
而那瓶试剂的标签上,印着“法医专用DNA提取剂”,生产批次恰好是1988年7月——和林慧案案发时间完全吻合。
“真相终于出来了。”老陈拿起纸条,手指微微发抖,“当年赵立明确实没说谎,他是被李伟冤枉的。但他不该用杀人来证明自己,这一步错了,就再也回不了头。”
陆知行看着铁盒里的东西,心里五味杂陈。一个被冤枉的人,最终变成了施暴者;一个追求正义的案件,却揭开了另一段尘封的冤屈。法律能判断对错,却无法抹平所有的遗憾。
案件的余波,也在慢慢影响着其他人。
判决后的第十天,苏晓棠的母亲来到警局。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头发梳理得整齐,脸上的悲伤淡了些,多了几分平静。她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几十本相册,每一本都贴满了苏晓棠的照片——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到戴着学士帽的大学生,照片里的女孩总是笑着,眼睛像极了春天的阳光。
“我想把这些照片留给你们。”她把相册放在桌上,声音很轻,“晓棠生前说,她最佩服警察,觉得你们是守护正义的人。现在她不在了,我想让她的照片,陪着你们继续做这份工作。”
她还带来了一份基金成立申请书,上面写着“晓棠向阳基金”,宗旨是帮助遭受暴力侵害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我不想再看到别的孩子,像晓棠一样遭遇不幸。”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枚银色书签,放在陆知行面前,上面刻着四个字:向阳而生。
陆知行接过书签,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这枚小小的书签,像是苏晓棠留下的礼物,提醒着他们,即使经历黑暗,也要朝着阳光前行。
程文斌的日子也渐渐回到正轨。他在缓刑期间找了一份送货的工作,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一次,陆知行在平仓巷遇到他,他正帮一位老奶奶搬面粉,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和之前那个畏畏缩缩的年轻人判若两人。
“陆警官,谢谢您。”他看到陆知行,停下手里的活,“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也想明白了,做错事就要承担责任,以后再也不会被人威胁着走歪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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