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里的小会议室，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椭圆形的会议桌一端，坐着系学术委员会的几位资深教授，他们神情严肃，目光如炬；另一端，则坐着两位生面孔——来自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观察员，为首的是一位约莫五十岁、戴着黑框眼镜、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正是高育良口中的吴副主任。他安静地坐在那里，仿佛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却又散发出一种不容忽视的权威感。
这次内部答辩，名义上是为省级重大课题调研选拔推荐人选，实则已成为各方势力角力、检验祁同伟成色的试炼场。会议室外，闻讯而来的学生挤满了走廊，陈阳、李丽等人也在其中，焦灼地等待着结果。侯亮平则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双手插兜，面无表情，眼神深处却闪烁着复杂难明的光。
答辩采用匿名抽签顺序。祁同伟抽到了第三个。前面两位同学，一位是系里另一位成绩优异的学霸，准备充分，引经据典，但回答略显刻板；另一位则是某位系领导颇为看好的学生，口才便给，却稍显浮夸，对基层实际问题的理解流于表面。
轮到祁同伟时，他稳步走到发言席，先向评委席和观察员席微微鞠躬，姿态不卑不亢。他没有急于开口，而是调整了一下呼吸，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场众人，那份沉稳的气度，立刻让原本有些嘈杂的会议室安静了下来。
“各位老师，领导，”他的声音清朗而稳定，“我今天选择的答辩切入点，是‘基层治理中的制度韧性与社会资本激活’。”
这个题目一出，几位学术委员交换了一下眼神，微微颔首。这题目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核心，选得很有水平。吴副主任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扶了扶眼镜，目光落在祁同伟身上。
祁同伟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他在祁家屯带领乡亲们搞副业、建砖厂、应对梁组长刁难和与下洼村冲突化解的具体案例讲起。他将这些亲身经历的、充满泥土气息的故事，与治理理论中的“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信任构建”等概念巧妙结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或执行受阻时，如何依靠乡村内在的社会资本（如宗族关系、邻里信任、能人带动）来维系秩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所以，我认为，基层治理的创新，不能仅仅着眼于文本制度的构建和自上而下的推行，更要善于发现、培育和激活蕴藏在民间的、活生生的社会资本。制度是骨架，社会资本是血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赋予基层治理真正的‘韧性’，使其在面对复杂情况和外部冲击时，既能保持稳定，又能灵活调适，充满活力。”
他的论述，既有来自一线实践的鲜活素材，又有理论高度的提炼总结，逻辑严密，见解独到，完全超越了前面两位同学纸上谈兵的层次。几位学术委员眼中露出了毫不掩饰的赞赏。
就在这时，一位对祁同伟抱有疑虑的王教授（与之前阻挠祁家屯发展的公社王副主任同姓，但非同一人）开口了，问题尖锐而刁钻：“祁同伟同学，你讲的案例很生动。但你不觉得，你过于强调所谓的‘能人带动’和‘非正式规则’了吗？这是否与法治精神、与建立现代规范化治理体系的方向有所背离？甚至可能为‘人情大于法’、‘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这个问题极其犀利，直指核心，也代表了外界可能对祁同伟工作方式的质疑。会议室内的空气瞬间紧绷起来。走廊外的李丽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祁同伟却并未慌乱，他迎着王教授审视的目光，沉稳应答：“感谢王老师的提问。我认为，强调社会资本与坚持法治精神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法治框架尚未完全覆盖或执行效果不佳的基层角落，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良性的社会资本恰恰是法治精神得以落地生根的‘润滑剂’和‘缓冲带’。”
他顿了顿，继续清晰阐述：“我所说的‘能人带动’，并非推崇个人权威凌驾于规则之上，而是指那些熟悉当地情况、拥有威信和公益心的带头人，能够更有效地动员资源、凝聚共识，将法治的原则转化为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具体行动。而‘非正式规则’，也并非指破坏规则，而是指那些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符合公序良俗的惯例和共识，它们往往能填补正式规则的空白，降低治理成本。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使这些良性的非正式规则与正式法律制度相互促进、逐步融合，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将其对立或割裂。”
他再次以祁家屯砖厂事件为例：“当时，如果我只懂得硬搬环保法规条文，与梁组长和村民硬碰硬，结果很可能是一地鸡毛，砖厂夭折，矛盾激化。但我通过引入合作共赢的思路，激活了下洼村村民对发展的渴望（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最终在梁书记的支持下，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促成了发展，维护了稳定。这个过程，恰恰是在法治原则指导下，灵活运用社会资本达成善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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