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声者是宋毋忌。他年纪与经筵官韩青相仿,面容清癯,肤色带着一种长期远离世俗纷扰的超然与宁静,气质与周围那些冠带堂皇的官员迥然不同。他与身旁站立的同僚正伯侨,皆是朝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他们并非纯粹的儒生,其志趣在于研究、整合上古流传的巫祝之术、方仙道法,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新的、体系化的信仰与修行理论——他们称之为“天道教”。
宋毋忌的声音平和而稳定,不高不亢,却清晰地传入殿内每一个人的耳中:“回禀大王。依上古之零星记载,及我辈多年考据探赜,认为元气广大,充盈宇宙,则称昊天;而人之所尊,其位最崇者,莫过于帝。将此至高无上之存在,托付于苍茫昊天之上,故称上帝。” 他的解释,刻意绕开了儒家充满伦理诠释的阐释路径,试图将“上帝”这一概念,从过于伦理化、政治化的语境中,拉回到一个更原始、更具形而上色彩、近乎宇宙本源或终极法则的“天道”层面。
他的同道正伯侨立刻接口,他的声音则显得比宋毋忌更为激切一些,带着一种布道者特有的热情与笃定,矛头几乎不加掩饰地直指孟轲那套在他看来空疏无用的理论:“大王明鉴!我天道教之要义,一直推崇,‘创物者’,乃是沟通神明、体现天意之阶梯!上帝作为造物之主,化生万物,其意志必然倾向于将更大的事业、更多的眷顾,托付给那些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善于‘创物’的实干之士,而非那些只知空谈道德、不切实际、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的……清谈之士!” 他显然在最后关头,将几乎脱口而出的“伪君子”一词,硬生生改为了稍显温和的“清谈之士”,但其批判的锋芒与指向,已表露无遗,如同出鞘的利刃。“《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此言固然有理。然,若其身虽正,却无创物利民之实绩,于国家之富强何益?于百姓之福祉何益?此非真仁义,乃迂腐之见也!”
此言一出,满殿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哗然与低议。这几乎是毫不客气地直接指责孟轲,乃至整个主流儒学体系,是“空谈误国”、“迂腐无用”!一些崇尚儒学的官员,如几位博士和司经局官员,脸上已明显现出愤慨与怒色,若非在御前,只怕早已出声驳斥。
孟轲涵养再好,面对如此当面的、近乎人身攻击的尖锐攻讦,脸上那维持了许久的温文尔雅的笑容也终于彻底僵硬、消散。他那双原本平和凤眼微微眯起,闪过一丝难以遏制的愠怒,但旋即又被强大的理智与在御前必须保持的礼节强行压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不快尽数压下,然后转向正伯侨和宋毋忌所立的方向,依旧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节,只是声音里已透出几分难以掩饰的冷意与疏离:“轲才疏学浅,适才所言,若有不周不到之处,徒惹方家贻笑。儒学博大精深,轲不过略知皮毛。还请伯侨兄、毋忌兄,不吝赐教一二,以解轲之惑,亦使殿内诸公得闻高论。” 他将“赐教”二字咬得稍重,带着明显的反讽意味,场面上的火药味顿时变得浓烈起来,学派之争的硝烟弥漫在原本庄重的经筵殿堂之中。
眼看着这场旨在探讨治道的经筵,即将彻底演变成一场儒家与天道教之间,关乎义理、信仰与实用价值的激烈学派之争,而韩王最初所关心的、如何解决现实困境的具体策略,却在这看似热闹、实则空洞的言辞交锋中,被悬置了起来,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韩王牛马任高踞御座,冷静地俯瞰着台下神色各异的臣子们——有的面露愤慨,紧握笏板,为孟轲和儒学辩护;有的则眼神游移,若有所思,似乎被不同的观点所触动;还有的则事不关己,低眉顺目,仿佛眼前这场争论与己无关。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与无力感,如同这殿外厚重的积雪,压在心口。这种脱离实际、空对空的学派争论,除了消耗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于解决国库的空虚、于强化军队的武备、于打破旧族的桎梏,这些实实在在的困局,毫无裨益。他想要的,是能打破当前僵局的具体策略,是能增强国力的切实办法,是能付诸行动的清晰蓝图,而不是这些看似高深莫测、引经据典,实则虚无缥缈、互相攻讦的“义利”之争和门户之见。
一股熟悉的胀痛感再次侵袭着他的眉心,他抬起手,用指节用力揉了揉,试图驱散那不适与烦躁。他不再去看台下争论渐起的双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直侍立在御案之侧、密切关注着会场动态的经筵官韩青,微微摇了摇头,沉默地递过一个明确的眼神。
韩青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辩论,同时更时刻留意着韩王的神色变化。见此情景,他立刻会意,知道这场经筵已不宜再继续下去。他上前一步,走到御案与讲席之间的空地上,面向众臣,声音洪亮而清晰地打断了即将升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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