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声者是宋毋忌。他年纪与经筵官韩青相仿，面容清癯，肤色带着一种长期远离世俗纷扰的超然与宁静，气质与周围那些冠带堂皇的官员迥然不同。他与身旁站立的同僚正伯侨，皆是朝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他们并非纯粹的儒生，其志趣在于研究、整合上古流传的巫祝之术、方仙道法，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新的、体系化的信仰与修行理论——他们称之为“天道教”。
宋毋忌的声音平和而稳定，不高不亢，却清晰地传入殿内每一个人的耳中：“回禀大王。依上古之零星记载，及我辈多年考据探赜，认为元气广大，充盈宇宙，则称昊天；而人之所尊，其位最崇者，莫过于帝。将此至高无上之存在，托付于苍茫昊天之上，故称上帝。” 他的解释，刻意绕开了儒家充满伦理诠释的阐释路径，试图将“上帝”这一概念，从过于伦理化、政治化的语境中，拉回到一个更原始、更具形而上色彩、近乎宇宙本源或终极法则的“天道”层面。
他的同道正伯侨立刻接口，他的声音则显得比宋毋忌更为激切一些，带着一种布道者特有的热情与笃定，矛头几乎不加掩饰地直指孟轲那套在他看来空疏无用的理论：“大王明鉴！我天道教之要义，一直推崇，‘创物者’，乃是沟通神明、体现天意之阶梯！上帝作为造物之主，化生万物，其意志必然倾向于将更大的事业、更多的眷顾，托付给那些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善于‘创物’的实干之士，而非那些只知空谈道德、不切实际、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的……清谈之士！” 他显然在最后关头，将几乎脱口而出的“伪君子”一词，硬生生改为了稍显温和的“清谈之士”，但其批判的锋芒与指向，已表露无遗，如同出鞘的利刃。“《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此言固然有理。然，若其身虽正，却无创物利民之实绩，于国家之富强何益？于百姓之福祉何益？此非真仁义，乃迂腐之见也！”
此言一出，满殿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哗然与低议。这几乎是毫不客气地直接指责孟轲，乃至整个主流儒学体系，是“空谈误国”、“迂腐无用”！一些崇尚儒学的官员，如几位博士和司经局官员，脸上已明显现出愤慨与怒色，若非在御前，只怕早已出声驳斥。
孟轲涵养再好，面对如此当面的、近乎人身攻击的尖锐攻讦，脸上那维持了许久的温文尔雅的笑容也终于彻底僵硬、消散。他那双原本平和凤眼微微眯起，闪过一丝难以遏制的愠怒，但旋即又被强大的理智与在御前必须保持的礼节强行压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胸中的不快尽数压下，然后转向正伯侨和宋毋忌所立的方向，依旧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节，只是声音里已透出几分难以掩饰的冷意与疏离：“轲才疏学浅，适才所言，若有不周不到之处，徒惹方家贻笑。儒学博大精深，轲不过略知皮毛。还请伯侨兄、毋忌兄，不吝赐教一二，以解轲之惑，亦使殿内诸公得闻高论。” 他将“赐教”二字咬得稍重，带着明显的反讽意味，场面上的火药味顿时变得浓烈起来，学派之争的硝烟弥漫在原本庄重的经筵殿堂之中。
眼看着这场旨在探讨治道的经筵，即将彻底演变成一场儒家与天道教之间，关乎义理、信仰与实用价值的激烈学派之争，而韩王最初所关心的、如何解决现实困境的具体策略，却在这看似热闹、实则空洞的言辞交锋中，被悬置了起来，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韩王牛马任高踞御座，冷静地俯瞰着台下神色各异的臣子们——有的面露愤慨，紧握笏板，为孟轲和儒学辩护；有的则眼神游移，若有所思，似乎被不同的观点所触动；还有的则事不关己，低眉顺目，仿佛眼前这场争论与己无关。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与无力感，如同这殿外厚重的积雪，压在心口。这种脱离实际、空对空的学派争论，除了消耗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于解决国库的空虚、于强化军队的武备、于打破旧族的桎梏，这些实实在在的困局，毫无裨益。他想要的，是能打破当前僵局的具体策略，是能增强国力的切实办法，是能付诸行动的清晰蓝图，而不是这些看似高深莫测、引经据典，实则虚无缥缈、互相攻讦的“义利”之争和门户之见。
一股熟悉的胀痛感再次侵袭着他的眉心，他抬起手，用指节用力揉了揉，试图驱散那不适与烦躁。他不再去看台下争论渐起的双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直侍立在御案之侧、密切关注着会场动态的经筵官韩青，微微摇了摇头，沉默地递过一个明确的眼神。
韩青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辩论，同时更时刻留意着韩王的神色变化。见此情景，他立刻会意，知道这场经筵已不宜再继续下去。他上前一步，走到御案与讲席之间的空地上，面向众臣，声音洪亮而清晰地打断了即将升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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