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韩王却并未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向前微倾身体，目光如实质般紧紧锁定孟轲，追问道，语气较之前更为急切：“若按先生所言，昊天上帝的旨意，是历史变迁、王朝更迭、家国兴亡的最终决定因素，是那只无形而全能的推手。那么，这天下一切的兴起、变革、治理、动乱，其终极缘由，岂不全都取决于那冥冥之中、幽深难测的天意主宰？吾等为人君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是否只需每日焚香祷告，静候天意垂示便可？若果真如此，史官之笔如何书写，他人如何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吾等便只能被动地相信什么？这与那些乡野之间，听信巫祝妄言、不辨真伪吉凶的愚夫愚妇，在依赖外在神秘力量这一点上，又有何本质的区别？” 他的语气在追问中逐渐加重，带着越来越明显的质疑和批判色彩。这已不仅仅是在讨论经文本义，更是在挑战儒家天命观可能带来的、在现实政治中消极无为、神秘主义的倾向，以及其可能被利用来愚弄民心、固化权力的弊端。
殿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群臣屏息凝神，目光在神色平静却目光锐利的韩王，和面色依旧努力保持镇定但眼神已透出凝重的孟轲之间，来回移动。殿外呼啸的风雪声，在这一刻似乎也识趣地低伏下去，不敢打扰这殿堂之内思想层面的激烈交锋。
孟轲清晰地感受到了来自御座的压力，那不仅仅是君王身份的威压，更是一种基于现实逻辑的、凌厉的思想冲击。但他毕竟是鸣皋书院出身、享誉士林的知名学者，修养深厚，脸上依旧努力维持着谦和从容的笑容，只是话语依旧固守在经典的藩篱之内，试图用更古老的权威来化解当代君王的质疑，此刻听起来便不免显得有些迂阔：“殿下所虑深远，圣心独照，非臣等所能及。然《尚书·大禹谟》篇中亦曾有言：‘诚者，天之道也。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句精义在于，为人君者，当以清醒、明智的头脑，秉持至诚不贰之志，等待并清晰、准确地领受上帝所降之命，如此，上帝感知其诚其明，便会一再嘉奖，将更伟大的功业、更昌盛的国运，托付于您。” 他试图用这种“诚能感天”、“明能受命”的经典循环论证，来化解韩王对天命不可知、不可控的质疑，将主动权部分拉回到“人君”的“诚”与“明”之上。
韩王听罢，几不可察地摇了摇头，年轻的面庞上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失望，如同投入古井的石子，虽未激起波澜，却沉入了深处。他靠回镶嵌着龙纹的硬木椅背，语气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却更显深沉与逼人的力量：“让君王以清醒明智的头脑，以诚挚专一的意志，去等待并接受上帝的命令……孟先生，你引证的这句话，其本身用意，寡人觉得倒也无错。可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再次变得锐利，“你依然没有正面回答寡人最开始的疑惑——昊天上帝，或者说这至高无上的天意，它何以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至公至正的？它判断一个君王、一个邦国善恶、得失的最终依据，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不见、摸不着、全凭各自解读的‘德行’或‘仁心’吗？若德行与仁心，当真是如此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那寡人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一个邦国，若能通过有效的治理，创造出更丰沛的社会财富，能打造出更精良、足以御辱安邦的兵器甲仗，能培养选拔出更多干练务实、精通律法财税的官吏，最终使得境内百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使得国家军力强盛无匹、外敌不敢觊觎——这一切实实在在的功业，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德行’，就是最能体现‘上帝’荣光与意志的事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利’吗？而这关乎国家强盛、民生福祉的‘大利’，与先生先前所鄙夷的、大夫士庶人所追逐的‘私利’，难道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如同连珠炮般，将古老的“义利之辩”推向了一个更贴近现实、更尖锐深刻，也更具实践性的层面。韩王巧妙地将“国之大利”——即国家的富强、军事的强大、官吏的效能、民生的改善——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德行”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将其视为最高层次的德行体现，反过来质疑和挑战孟轲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主流观点中，往往将“利”简单等同于“私利”、“贪欲”并进行道德批判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孟轲一时语塞，他那原本流畅如泉涌的辩才，仿佛遇到了坚硬的礁石。他擅长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文本中游刃有余，凭借训诂与义理与人周旋，却似乎难以应对这种基于现实政治运行逻辑、关乎国家生存竞争的犀利诘问。他张了张嘴，面色微微泛红，正待引述《春秋》或其他经典来试图挽回，殿下文官班列之中，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却有一人忽然出声，打破了这短暂的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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