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四库全书》与典籍的 “双刃剑” 整理
清代的 “集坟典” 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乾隆皇帝从 1772 年开始，历时 10 年，征集全国书籍，组织纪昀、陆锡熊等 360 位学者、3800 多位抄写员，编撰成《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书籍 3461 种、 卷，抄写 7 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等 “七阁”，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
但《四库全书》的编撰也带有 “文化筛选” 的性质 —— 乾隆皇帝借机销毁 “反清”“异端” 书籍（据统计，销毁书籍达 3000 余种、6 万卷），成为 “集典” 史上的争议事件。这也提醒我们：“集坟典” 不仅是 “保存”，更涉及 “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往往与时代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
3. “集坟典” 的文化功能：中华文化的 “保鲜剂” 与 “导航仪”
为何中国古人如此重视 “集坟典”？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集典” 本质是为中华文化提供 “双重保障”：
文化记忆的 “保鲜剂”：典籍是跨越时空的 “记忆载体”。通过 “集典”，先秦的 “民为邦本” 思想（《尚书》）、汉代的 “天人感应” 理论（《春秋繁露》）、唐代的 “开放包容” 精神（《大唐西域记》）得以保存，即使经历战乱、朝代更迭，文化记忆也不会中断。例如，秦始皇焚书后，《尚书》因伏生藏于墙壁而得以留存，成为后世儒学复兴的重要依据 —— 这正是 “集坟典” 的价值所在。
文化发展的 “导航仪”：典籍不仅是 “过去的记录”，更是 “未来的指引”。中国古代的学者、政治家往往通过研读典籍来寻找治国、治学的方法：孔子 “韦编三绝” 研读《周易》，形成儒家思想；朱熹注解《四书》，构建理学体系；朱元璋建国后 “命儒臣修《礼书》”，以典籍为依据制定礼仪制度。可以说，“集坟典” 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 “历史坐标”，避免了文化发展的盲目性。
三、“群英” 解构：中国文化中的 “尚贤” 传统与人才观
如果说 “坟典” 是中华文化的 “硬件”，那么 “群英” 就是 “软件”—— 没有 “群英” 的解读、实践与创新，“坟典” 只是一堆无生命的文字。“亦聚群英” 背后，是中国数千年的 “尚贤” 传统，是对 “人才” 价值的深刻认知。
1. “群英” 的内涵：从 “贤才” 到 “多元人才” 的演变
“群英” 的核心是 “贤”，但 “贤” 的标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这也决定了 “群英” 的范围不断扩展：
先秦：“德才兼备” 的贵族贤才
先秦时期，“贤” 主要指 “贵族中的有德者”。孔子提出 “举贤才”（《论语?子路》），但这里的 “贤才” 仍局限于士阶层（如颜回、子贡）；墨子提出 “尚贤”，主张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将 “贤” 的范围扩展到平民，但仍以 “道德”“能力” 为核心标准（如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一时期的 “群英”，主要是 “政治贤才” 与 “学术贤才”，如管仲（治国）、老子（治学）。
汉唐：“经世致用” 的多元人才
汉唐时期，随着国家规模扩大、文化繁荣，“贤” 的标准更加多元，“群英” 的范围也扩展到军事、文学、科技等领域：
政治领域：汉代的萧何（治国）、唐代的房玄龄（谋略）；
军事领域：汉代的卫青（抗击匈奴）、唐代的李靖（平定突厥）；
文学领域：汉代的司马相如（辞赋）、唐代的李白（诗歌）；
科技领域：汉代的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的僧一行（编制《大衍历》）。
这一时期，“科举制”（始于隋，完善于唐）的出现，让平民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 “群英” 的一员，打破了贵族对 “贤才” 的垄断，“聚群英” 从 “贵族推荐” 转向 “制度选拔”。
宋元明清：“专精深耕” 的专业人才
宋元以后，学术分工细化，“贤” 的标准从 “全能型” 转向 “专精型”，“群英” 也更加专业化：
宋代：程颢、程颐（理学）、沈括（科技，《梦溪笔谈》）；
明代：李时珍（医学，《本草纲目》）、徐霞客（地理，《徐霞客游记》）；
清代：纪昀（目录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戴震（考据学，《孟子字义疏证》）。
这些 “群英” 虽未必身居高位，但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成为典籍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核心力量 —— 例如，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通过考据典籍，纠正了汉唐以来的诸多学术谬误，推动了中国文献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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