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潮涌无声
林正雄被押解回京的那天，秋家峪下了场淅淅沥沥的小雨。秋龙站在谢杨家的院门口，看着警车卷起的泥水渐渐消失在山路尽头，手里攥着的那份“和仁国际垄断医疗市场”的证据清单，边角已经被雨水打湿。谢杨扶着刚生产完的王娇凤站在旁边，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三人脸上没有半分“胜利”的喜悦，只有沉甸甸的沉默。
“听说‘和仁国际’换了个CEO，还是个外国人。”谢杨的声音带着沙哑，他刚从县城回来，怀里揣着一张新印的宣传单——上面印着“进口心脏支架特惠活动”，价格比国产支架贵三倍，却标注着“国际认证，安全可靠”，“医院里的进口设备还在照常使用，中医科的诊室依旧在地下室，连个牌子都没挂。”
王娇凤轻轻拍着怀里的孩子，眼神里满是无奈：“昨天我娘家嫂子来电话，说我侄子在县医院看咳嗽，医生开了两百多块的进口西药，吃了一周都没好，最后还是找村里的老中医抓了五块钱的中药，喝了两天就好了。可老中医说，他的行医执照快到期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续上。”
秋龙望着远处被雨水打湿的玉米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他想起半个月前去省城医科大学的场景——校园里的公告栏上贴满了“西医临床专业招生计划”，中医专业的招生简章被挤在最角落，纸张都泛了黄。他拦住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学中医，那学生愣了愣，笑着说：“学中医没前途啊，毕业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了，工资也比西医低一半，谁还愿意学？”
更让他揪心的是，他去拜访省城那位退休的老中医时，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中药，药架上的药材比去年少了一半，有些瓶罐上积了厚厚的灰尘。“以前药材都是山里采的，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没人愿意上山采药。”老人拿起一株晒干的柴胡，语气里满是惋惜，“药材商说这些都是‘人工种植’的，药效差了远了，可没办法，野生的早就断了货。”
没过多久，县城里的变化更明显了。街头巷尾贴满了“经济特区招工”的海报，上面印着“月薪三千，包吃包住”的字样，红底黄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秋家峪的青壮年们开始收拾行李，村头的老槐树下每天都停着去往县城火车站的拖拉机，引擎声、吆喝声、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像一场无声的迁徙。
“我也想去深圳看看。”村里的狗蛋扛着破旧的行李箱，站在秋龙家门口，他才十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却非要跟着同村的人去特区工厂打工，“我叔说在流水线上拧螺丝，一个月能赚两千多，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秋龙看着他单薄的背影，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狗蛋家里穷，母亲常年生病，父亲去年在山上采石时摔断了腿，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去特区打工，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没过多久，村里的青壮年走了大半，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田地里的玉米没人收，只能烂在地里；村口的小卖部关了门，门上贴着“转让”的纸条；就连村里的小学，也只剩下五个学生，两个老师，其中一个还是代课的。
秋龙的“风水馆”生意也越来越差。以前村里有人盖房子、选坟地，都会来找他看看，现在年轻人都走了，老人舍不得花钱，他经常半个月都接不到一单生意。有时候他会去谢杨家的地下诊所帮忙，诊所里的患者依旧很多，却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要么在特区打工，要么在县城里住，很少再回村里看病。
“昨天来了个从深圳回来的打工妹，说在工厂里得了关节炎，在特区医院看了好几次，花了好几千块，都没治好。”谢杨一边给患者敷药膏，一边叹气，“我给她敷了两次祖传的药膏，她就能走路了，她哭着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在特区医院花冤枉钱了。可她说完，还是要回深圳，说那里工资高，能攒下钱给家里盖房子。”
王娇凤抱着孩子，坐在旁边给患者熬药，药罐里飘出的中药味，和窗外飘进来的工厂废气味混在一起，显得格外刺鼻。“最近县城里开了好多家外资工厂，听说都是生产电子产品的，每天都在排放污水，河里的鱼都死光了。”她指着远处的天空，那里飘着一层灰蒙蒙的烟雾，“以前我们还能去河里洗衣服、挑水，现在河水都发臭了，只能去几里外的山泉挑水。”
秋龙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他想起太爷爷笔记里写的“龙脉之气，得天地人三才而盛”，现在中医式微，传统文化断层，青壮年背井离乡，土地荒芜，河流污染，这些难道不是在破坏“人”与“地”的平衡吗？而那些蜂拥而入的外资企业，真的只是来“投资办厂”的吗？
有一次，他去县城给诊所买药材，路过一家新开的外资超市，看到里面摆满了进口的食品和日用品，价格比国产的贵好几倍，却挤满了人。他听到两个年轻人在讨论，说“进口的就是好，质量有保障”，还说“以后要努力赚钱，买进口的汽车和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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