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周，梅机关内部的空气像被缓慢抽紧，虽然表面上一切如常，但敏感的人都能察觉到那种无声无息的压迫感。分析室里的气氛尤其微妙。
变化是从一些琐碎的细节开始的。
周二上午，资料室的胖管理员抱着一摞厚厚的借阅登记簿，笑呵呵地来到分析室，说是“季度例行核销”。他翻到登记簿上属于分析室的那几页，拿着红印章，一边核对着借出文件上的编号，一边和桥本、佐藤闲聊着天气和食堂新换的厨子。轮到宋梅生时，他核对得格外仔细，几乎每一份宋梅生近期借阅过的文件——包括那份关于欧洲情报的卷宗和边境监听记录——他都会多问一句：“宋副主任，这份您用完归还了吧？哦哦，还了就好，我这儿可能登记漏了，再确认一下。”他的笑容依旧和善，但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却让人不那么舒服。
周三，通讯科的两个技术员以“检修内线电话、排查串音干扰”为名，来到各科室。他们在分析室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把每张办公桌下的电话线都检查了一遍，测试通话质量，还“顺便”用带来的简易仪器，测了一下电话机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基线值”。整个过程彬彬有礼，但那种专业性的审视，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警告。
周四下午，宋梅生去了一趟机关内部的文印室，领取一批新印制的标准表格。负责分发的是个戴套袖的中年妇女，平时总是板着脸，公事公办。但那天，当宋梅生报出姓名和科室后，她多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柜子深处拿出一叠表格，递过来的时候，状似无意地低声快速说了一句：“宋副主任，以后领东西，最好自己来，或者让固定的人来。最近……认脸。”说完，立刻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样子，低头整理起其他单据。
周五，变化变得更加直接。午休时，宋梅生在机关大院的小花园里抽烟透气，偶然看到行动队副队长带着几个人，押着一个面如死灰、穿着庶务课制服的中年男子，匆匆走向机关后楼——那里有专门的审讯室。那人宋梅生有点印象，好像是负责部分后勤采购的，平时话不多。旁边两个靠在栏杆上抽烟的行动队员低声议论：“……说是查账查出问题，采购的墨水价格比市价高了半成，还有几批纸张数量对不上……”“扯淡，半成价差也算事？分明是‘清道夫’刮到他头上了，总得抓几个有点由头的出来，给上头看看成绩……”
宋梅生默默抽完烟，将烟蒂在冰冷的石栏杆上摁熄。墨水价格？纸张数量？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在平日里可能连个警告都够不上，现在却成了被带走的理由。这说明“清道夫”的筛子网眼正在无差别地收紧，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放大成“可疑迹象”。被抓的人未必真有多大问题，但必须有人为这次行动“祭旗”，同时震慑其他人。
回到分析室，他发现桥本正站在佐藤的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佐藤正在绘制的一张地图草图，指指点点，语气严厉：“这里的等高线标注太模糊！还有这个比例尺，你是怎么取的？武田少佐最讨厌这种不精确的东西！重画！”佐藤被他训得面红耳赤，连连点头哈腰。
桥本眼角瞥见宋梅生进来，训斥的声音顿了顿，但并没有收敛，反而转向宋梅生，扬了扬手里的草图：“宋副主任，你看看，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行？我们分析室出去的每一份东西，都代表着机关的专业水准！不能有丝毫马虎！”他这话看似在训佐藤，实则也是在敲打宋梅生，强调“专业”和“规矩”。
“桥本前辈说得对，细节决定成败。”宋梅生点点头，语气平和，走到自己桌前，拿起一份文件看起来，似乎对桥本的借题发挥毫不在意。桥本一拳打在棉花上，脸色更沉，把草图扔回佐藤桌上：“下班前改好给我！”然后重重地坐回自己座位，拿起一份文件，却半晌没有翻动一页。
宋梅生能感觉到，桥本最近的压力也很大。“清道夫”行动显然不是只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科室，而是无差别覆盖。像桥本这种资历老、但并非真正核心嫡系（相对于鸠山从本土带来的亲信而言）的“血统派”，同样会被纳入审查范围。他刚才对佐藤的过度苛责，未尝不是一种焦虑和自保情绪的无意识转移。
下午，武田少佐罕见地亲自来到分析室。他没有坐下，只是站在屋子中间，目光缓缓扫过三人，最后落在宋梅生身上。
“最近机关里有些调整和清查，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效率和安全性。”武田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听不出情绪，“你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即可，不必过度解读，也不要受无关传闻影响。尤其是，”他顿了顿，“与外界的接触，包括电话、信件、私人会面，要格外注意分寸和记录。机关有机关的纪律。”
这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但宋梅生明白，重点是说给自己听的。武田是在提醒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只要他循规蹈矩，专注业务，武田可以为他提供一层有限的屏障。但前提是，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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