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轻轻爬上指挥帐的边角,像一只温柔的手,掀开了黑夜与白昼之间的薄纱。天边泛着淡淡的鱼肚白,营地里已经有些动静了。
炊烟从灶台袅袅升起,被清晨的风吹得歪歪斜斜,像是战后残存的信念,在冷风中摇曳却不肯熄灭。士兵们默默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肩上还扛着昨夜没卸下的装备。他们的脚步很沉,眼神也透着疲惫,可又好像有种说不出的坚持——战争是结束了,可真正的和平,还没来。
这片土地曾是焦土,如今刚冒新芽。草叶上挂着露水,晶莹剔透,像昨夜未干的血迹凝成的泪珠。营地四周的防御工事还没拆,断墙残垣间还能看到弹痕累累的铁皮和烧焦的旗帜。但人们已经开始重建:一队后勤兵正合力把倒塌的粮仓支架重新立起;一名医官蹲在临时病房外,仔细擦拭注射器;远处传来孩童的笑声——那是随军家属的孩子,在废墟间追逐一只灰毛野猫。
可就在这片平静之下,暗流早已涌动。
刘斌已经站在门口了。
他没穿披风,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战袍,袖口磨出了毛边,衣襟少了一颗扣子,用粗线勉强缝着。这件衣服他穿了整整三年,从青石坡突围那晚起就没换过。有人说他节俭,有人觉得他固执,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衣服是个提醒:每次摸到那粗糙的布料,就会想起那些没能活着回来的人——李昭临死前攥着他手腕说“别让我娘等太久”;赵岩为了掩护伤员撤退,独自引开敌机,最后化作一道火光坠入山谷;还有那个十七岁的小通信兵,名字叫陈念,临终前还在背诵诗盟传唱的《归乡谣》……
昨夜那封盖着私印的信,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沈墨的桌上,已经被拆开。火漆碎裂的痕迹还在,像是某种决裂的预兆。信纸上只有三个字:“查到底。”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也没有多余的话。可就是这三个字,让整个指挥部彻夜未眠。
帐内人都到齐了。
各营主官、后勤调度、诗盟代表分列两旁,坐得笔直,却没人说话。空气很闷,仿佛压着一层看不见的乌云。有人盯着自己的靴子,目光落在鞋尖前的一小块泥土上;有人刻意避开视线,好像多看一眼都是负担。这种沉默不是怯懦,而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怒正在寻找出口。
王仲平坐在角落,手指不停地搓着膝盖上的布料,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他是七营的老兵,打过五场大战,现在负责前线药品调度。可就在三天前,他亲手签收的一批止血散,最后竟然出现在某个私人医疗站的账目里。那家医疗站名义上为平民服务,实则背后掌控者正是某位退役将领的儿子。更讽刺的是,这批药原本是要送往东线重伤区的,结果因缺药延误治疗,导致两名战士感染恶化,最终截肢。
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人哭着问他:“班长,我不是怕疼……我只是不想再也站不起来。”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的心里,整整一夜未能合眼。
刘斌走到中央,没看任何人,直接从怀里抽出一份文件,“啪”地一声拍在桌上。
“这是决战前六小时,批准调拨两千单位能量晶核的原始调令。”他的声音不高,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淡,却像钉子一样敲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审批章是真的,签名也是真的——是我签的。”
全场一静。
连呼吸都停了一瞬。
这份调令本应列为最高机密,为何会突然公之于众?众人震惊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刘斌的态度——他竟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他抬眼扫视众人,目光像刀锋一样划过每一张脸:“我信错了人,把权限交给了会钻空子的陈维舟。这不是推卸责任,是事实。”
话音落下,帐内气氛骤然紧绷。
陈维舟,原第三防线副指挥官,曾是刘斌最信任的助手之一,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接班人选。他出身寒门,靠战功一步步爬上来,为人低调谨慎,曾在多次战役中提出关键战术建议。他曾对刘斌说:“我们打这场仗,不只是为了胜利,更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必再拿起枪。”这话当时打动了所有人。
可就在总攻前夕,他利用职务之便,以“紧急储备”为名,把大批高能晶核和抗生素转移到非登记节点,再通过地下渠道倒卖,换取资源控制权。直到一名押运员临死前留下加密日志,真相才浮出水面。
那人名叫周远,二十岁出头,刚参军一年。他在押运途中遭遇伏击,身受重伤,临终前用颤抖的手指在平板上输入了一串坐标,并录下一段语音:“他们……不是敌人干的……是我们自己人……陈副官……有名单……”
这段录音辗转送到了沈墨手中。
东线七营的队长猛地站起来,拳头攥得紧紧的,声音都在抖:“那前线战士呢?我们连止血散都凑不齐的时候,他们在给谁‘战略储备’?那些人躺在泥地里喊疼、喊妈的时候,是谁在动这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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