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账风波：坚守与清白
本以为一百万元的账目问题查清了，这事就能结束，可没过两天，检察院的张科长就又找了覃允鹤谈话。张科长四十岁左右，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那西装是他一九八八年考上检察院后，特意托人在市里的裁缝店做的，至今还保养得很好。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擦得透亮，表情严肃，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干练，让人不敢轻易懈怠。
他坐在覃允鹤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文件夹——文件夹边缘有些磨损，是一九八九年检察院统一配发的办公用品，指尖在文件夹上轻轻敲着，沉默了几秒才开口，语气严肃得没有一丝波澜：“覃允鹤，经过我们跟你们公司总经理的私下交流，结合目前掌握的情况，决定对你在运销公司任职五年期间的所有账目进行彻查，从最早的供货合同到最近的回款凭证，一页都不能漏，必须核对清楚，不能有任何遗漏。”
覃允鹤愣了一下，手里的笔差点掉在桌上——那支笔是一九八七年他升任运销经理时，公司发的纪念钢笔，笔帽上还刻着“业绩突出”四个字。他刚想开口问“为什么还要彻查”，张科长又接着说：“另外，从今天起，你每天都得待在招待所里，不能外出，连给家里打电话都要在我们的监督下进行，主要是怕你‘串供’，影响调查进度。”
张科长顿了顿，看了覃允鹤一眼，语气稍微缓和了点：“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比如换洗衣物、买日用品，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合理要求，也会定期跟你家人沟通，让他们放心。”
这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覃允鹤心上。他想解释自己不会串供，从一九七八年进寨里煤矿运销科，到一九八六年当上运销经理，十几年里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没必要串供。可看着张科长严肃的表情，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配合调查，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此次彻查的，正是他自一九八六年升任经理至当时（对应后续财务报表年份一九九年）任职五年间的账目。
接下来的四十几天，成了一场漫长的煎熬。检察院的人把运销公司五年的账目都搬到了招待所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堆了一屋子。从一九八六年的原始凭证到一九九一年的财务报表，整整装了二十多个档案盒，每个档案盒上都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年份和内容，堆在墙角，快到天花板了——其中一个档案盒上还留着一九八六年洪水时的水渍，是当年覃允鹤冒着雨从仓库里抢出来的。
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开始查账，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吃的是食堂送来的盒饭，米饭偶尔还夹着几粒沙子；下午一直查到六点多，有时候晚上还会加班，会议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那盏白炽灯是一九八五年招待所翻修时装的，灯光昏黄，还时不时闪烁两下。办案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核对供货合同和回款凭证，对着老旧的计算器录入数据，时不时要翻出原始单据确认；另一组负责整理火车大票和出入库单据，把一张张泛黄的票据按日期排序，用生锈的夹子夹好。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连喝水的时间都很少。
复印出来的火车大票堆了有一米多厚，摊在地上占了半个房间。每张票上都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批注，比如“核对合同号”“与财务账第89页对应”“需确认吨数是否相符”“联系客户核实收货情况”，有的票据上还贴了小纸条，写着“待确认”“已核实”。那些火车大票上印着发煤日期、到站和吨数，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八六年冬天的，边缘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那是覃允鹤刚负责对接煤矿时，发的第一车煤的票据，他一直当宝贝似的存着。
覃允鹤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凳面是硬木板做的，上面没有任何软垫，硌得他屁股生疼，每隔一会儿就得挪一下身子——那把凳子是一九八三年招待所开业时买的，凳腿都有些松动，每次挪动都发出“吱呀”的响声。他不能离开会议室太远，只能在门口附近走动，随时等着办案人员提问。
他看着办案人员一页页翻、一笔笔核，眼神专注，不敢有丝毫懈怠。偶尔被问到某个业务的细节，比如“一九八九年三月给东风钢铁厂发的那批块煤，为什么单价比平时低5元”，他都能准确说出对应的合同编号——甚至能记得当时签合同的会议室是公司三楼的小会议室，窗户朝东，上午能晒到太阳，那天王总还带了一箱苹果过来，红彤彤的，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还有当时的市场行情，这也是此次查账中重点核对的业务细节之一。
“张科长，那时候块煤行情不好，全国的块煤价格都在跌，比一九八八年降了快十个点。”覃允鹤看着张科长，语气平静却坚定，“东风钢铁厂那边又收到了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比我们低3元，他们都快跟别人签合同了。他们是咱们的老客户，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合作，要是丢了这个客户，后续的损失更大，不仅是这一笔生意，还有后续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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