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当时跟总经理汇报过，还写了书面申请，把市场行情、客户情况都写清楚了，申请降价5元，保住这个客户。总经理看了之后，也同意了，签了字——那份申请现在还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您可以找出来看看。”
覃允鹤一边说，一边指着堆在桌上的档案盒：“相关的汇报记录和合同都在那个标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蓝色标签档案盒里，第36页，上面还有总经理的签字和日期，错不了。”
办案人员按照他说的，果然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找到了对应的记录，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清晰，总经理的签字也很明显。时间久了，办案人员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严肃紧绷、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慢慢变得有些松动。有时候查完账，他们还会跟覃允鹤聊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有次快到中午时，负责核对一九八八年账目的小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胸前别着的工作证是一九八九年刚发的——看着手里的奖金发放表，笑着说：“覃经理，你们公司前几年效益挺好啊，看奖金记录不少，比我们这强多了。一九八八年你们还发了年终奖，每个人都有五千多吧？”——一九八八年的账目，也是此次彻查中需核实的重要年份之一，奖金发放情况是当时公司效益的直接体现。
覃允鹤笑了笑，点了点头说：“那年行情好，全国煤炭需求大，价格也高，公司赚了不少，老板高兴，就给大家多发了点奖金。不过这两年行情又不行了，需求降了，价格也跌了，去年年终奖才发了三千多——比一九八八年差远了。”他没多说什么，心里却在琢磨：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老婆有没有按时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从一九八七年就查出有高血压，得定期复查；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好不好——儿子上初三，是一九八一年生的，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学习压力大，他走之前还答应儿子，等他回来陪他去买新款的运动鞋。
他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家人了，每次打电话，都只能在办案人员的监督下说几句“我没事，你们别担心”“照顾好自己”，就匆匆挂了电话。有一次，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却只能强忍着说“快了，等爸爸忙完就回去”，挂了电话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想起儿子一九八八年在他生日时送的手工贺卡，心里满是愧疚。
每天晚上，覃允鹤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吊灯，都难以入眠——那盏灯是一九八四年安装的，开关早就不太灵，有时候会自己闪两下，像在跟他作对。他回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与业务员跑市场，冬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煤矿拉煤，耳朵冻得通红，手冻得握不住方向盘；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去客户厂里送单据，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圈汗渍——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启了运销经理的职业生涯，也成为此次查账的起始时间点。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签下大额合同的时候——那是一九八六年跟红星钢铁厂的第一笔合作，签了五千吨煤，虽然不太多，却是他跑了十几次才谈下来的。那天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跟老婆聊了半宿，说“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还想起自己提拔为运销公司经理后，一九八六年，跟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有次为了赶运输，大家一起在火车站盯了三天三夜，终于按时把煤发运出去，客户特意送了面写着“诚信为本”的锦旗，挂在公司的荣誉墙上，至今还很鲜艳。
这些回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等调查结束，还自己一个清白，也对得起家人和客户这么多年的信任。
好在李建国时常会过来跟他聊聊天，有时候带点家里腌的咸菜——是李建国老伴一九八九年秋天腌的，咸香可口，配馒头吃正好；有时候拿本旧书给他看，大多是历史类的，书页都卷了边，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一些内容，于当下形势格格不入，也不过是让他打发时间。老张师傅也总想着他，每次打饭时，都会多给他盛点肉，还会偷偷在他的饭盒里放一个煮鸡蛋，说：“覃经理，多吃点，补充点营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鸡蛋是我老家亲戚送来的，土鸡蛋，香着呢。”
这些温暖的瞬间，像黑暗里的光，一点点照亮他心里的阴霾，支撑着他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终于，在第四十五天的下午，张科长拿着一份调查报告，找到了覃允鹤。他的表情比之前温和了许多，没有了之前的严肃，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歉意。他把报告递过去，说：“覃允鹤，经过我们四十多天的彻查，确认你在经营运销公司期间，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所有账目清晰，收支合理，每笔款项都有对应的合同、凭证和签字，没有任何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你可以回去了。”——这份报告明确了彻查的完整时间范围，也为这场持续四十多天的调查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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