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八月，重庆的酷热达到了顶峰。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无情地炙烤着这座山城，嘉陵江的水面上蒸腾起一层虚幻的白气。但这热度传不到我的心里，因为我的心已经冻结在了衡阳那片焦土之上。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这个八月是在一种近乎窒息的绝望中开始的。我面前的沙盘上，衡阳那个红点已经被密密麻麻的蓝旗淹没，代表日军第十一军的包围圈像铁桶一般，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八月的第一周，是凌迟般的痛苦。
八月二日，日军对衡阳发动了第三次总攻的最高潮。横山勇此时已经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不顾东京大本营关于节省兵力的训令，把手里最后预备队第58师团也填进了战场。日军的重炮把衡阳城墙轰成了齑粉，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三遍。
我接到了方先觉的加急电报。电报纸被汗水浸透，上面的字迹因为发报员的手抖而显得歪歪扭扭。方先觉说，我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现在的防线只剩下核心的几条街道。伤员们躺在露天的街道上，伤口上爬满了蛆虫，因为没有药品，很多人是在活活痛死。
我握着电报的手在颤抖。我甚至不敢回电。我能说什么。坚持。再说这两个字，对他，对第十军的两万弟兄，都是一种残忍的亵渎。
但我必须说。我是参谋次长，我代表着中枢。我回电说，子珊，援军已经到了衡阳外围的二塘，距离你们只有五公里。再坚持最后二十四小时，只要二十四小时，我们就能里应外合。
这是一个谎言。或者说，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我们的援军第62军确实到了二塘，但在日军阻援部队的钢铁防线面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在那里停滞了整整三天，寸步难行。
八月四日，也就是在这个地狱般的时刻，缅甸战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中美混合突击队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后，终于完全占领了密支那。日军第18师团的残部在夜色中溃逃，跳进了伊洛瓦底江。
盟军联络官几乎是跳着舞进我的办公室的。他大喊着，将军，密支那拿下来了，中印公路的枢纽打通了。这是伟大的胜利。
我看着他那张兴奋的脸，只觉得无比刺眼。我冷冷地说，准将先生，在你们庆祝的时候，我的衡阳正在流血。密支那的胜利救不了衡阳。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分裂的人。理智告诉我，密支那的胜利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它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陆路获得美援，打破日本的封锁。但情感上，我无法原谅这种战略上的无奈。我们用东边的血肉，换来了西边的生路。
八月六日，衡阳城内的战斗已经不能称之为战斗，那是屠杀与反屠杀。日军冲进了中央银行大楼，那是第十军最后的据点之一。我们的士兵在楼梯间，在地下室，用牙齿，用石头，和日本人搏斗。
方先觉发来了最后一封明码电报。这封电报是发给全国的。他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突入，我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读完这封电报，参谋本部死一般的寂静。刘斐，这个平日里冷静得像块石头的将军，此刻捂着脸，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呜咽。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惨白的阳光。我没有哭，因为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八月八日，也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衡阳陷落。
关于那一天的具体情形，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方先觉投降了，有人说他被俘了。但在我心里，无论结局如何，坚守了四十七天的第十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以两万人的兵力，拖住了日军十万大军整整四十七天，击毙日军两万余人。这在二战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我下令，全军为衡阳守军默哀三分钟。在那三分钟里，我听到了嘉陵江的涛声，像是千万亡灵的怒吼。
八月的第二周，衡阳失守的连锁反应开始显现。
八月十日，日军第十一军在占领衡阳后，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进行休整。横山勇极其狡猾，他知道我们此时军心动摇，防线空虚。他仅仅留下了少量部队打扫战场，主力立刻沿着湘桂铁路继续南下。
他的目标很明确，桂林和柳州。
我看着地图上那条红色的箭头，像一把利剑直插我们的腹地。桂林和柳州是我们最后的大后方基地，那里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机场，有囤积的大量物资。如果桂柳失守，重庆的南大门就开了。
我紧急召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话里，张发奎的声音充满了焦虑。他说，次长，我的部队大多是广东的地方部队，装备差，士气低。面对刚打完衡阳、杀气腾腾的日军，我没有把握守住桂林。
我对他吼道，守不住也要守。桂林是山水甲天下的名城，也是国际视听所系。如果日本人像逛后花园一样拿下了桂林，我们在盟军面前还有什么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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